和珅有三不贪，他为什么放过科举和赈灾款？靠第三条“铁律”屹立二十年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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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北京城的天空阴沉得像是要滴下墨来。就在这一天，曾经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的和珅，在狱中接到了嘉庆皇帝赐予他的一条白绫。

当人们清点从和府抄出的家产时，整个帝国都为之震动。据野史笔记估算，其财富总额高达八亿至十一亿两白银，相当于大清帝国十余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就此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一个几乎被财富数字淹没的诡异事实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巨贪，在他的贪腐生涯中，却有着极其清晰的“职业底线”——坊间盛传其有“三不贪”。

其中两条是：维系帝国人才根基的科举钱粮，他分文不取；关乎天下百姓生死的赈灾款项，他不敢妄动。

这究竟是人性未泯的良心发现，还是一个更精密、更冷酷的政治算计？当我们拨开史料的迷雾，会发现这“三不贪”的原则，

非但不是和珅的道德光环，反而恰恰是他构建权力帝国的基石，是他用以维护终极“提款机”——那个被他寄生其上的大清王朝——稳定运转的防火墙。

他的贪，早已超越了对金银的迷恋，而是一种对整个帝国进行系统性控制和汲取的终极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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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震惊朝野的“冒赈案”。

此案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全省官员上下勾结，谎报灾情，套取国家巨额赈灾款项，其涉案官员之多、时间之长、手段之恶劣，被乾隆皇帝痛斥为“从未有之奇贪异事”。

就在此案的调查过程中，一个细节值得玩味。负责勘察的官员发现，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甘肃官场谎称“连年干旱”，但钦差大臣阿桂、和珅等人途经该地时却发现当地“连遇阴雨”。

这个看似简单的天气记录，撕开了整个骗局的一角。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某个赴甘肃查案的驿站里，一名地方官吏深夜求见钦差大臣和珅，献上厚礼，言辞恳切地暗示，只要和大人在奏折上对甘肃的灾情“略笔一二”，日后必有重谢。

这在当时官场，几乎是心照不宣的惯例。

然而，面对这份能轻易换取万金的“举手之劳”，和珅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或许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去浮沫，用那双总是含笑却又深不见底的眼睛看着对方，

缓缓说道：「国帑空虚，皇上宵衣氽食，皆为百姓。本官奉皇命而来，查的是国法，救的是民生，岂能为些许黄白之物，欺君罔上？」

这番义正词严的话，让那位官员冷汗涔涔，狼狈退下。但这真的是出于和珅的“忠君爱民”吗？绝非如此。和珅比任何人都清楚，赈灾款是维系帝国稳定的“压舱石”。

一旦灾民因饥饿而揭竿而起，酿成民变，处理叛乱的军费开销将是赈灾款的十倍、百倍，甚至会动摇国本。他不贪这笔钱，不是因为他有多高尚，而是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为了眼前小利，砸掉他赖以生存甚至无限汲取财富的那口“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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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并非天生的巨贪。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满洲武官家庭，少年时甚至经历过家道中落的困顿。

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更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刻的理解。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十二岁的和珅成为一名三等侍卫。改变他命运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据《庸庵笔记》等书记载，一次乾隆帝在轿中无意间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接上，由此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他过人的才学和机敏的反应，让乾隆看到了一个可堪大用的干练之才。

从一名普通侍卫，到进入权力中枢军机处，和珅只用了短短数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奉命远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腐大案。

面对这位“才臣”，和珅并未硬碰硬，而是先拘审其管家，掌握确凿证据，最终迫使李侍尧低头认罪。此案的迅速告破，充分展现了和珅非凡的政治手腕和办事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办案过程中，他向乾隆呈上的奏折，不仅限于案件本身，更对云南的盐务、钱法、边防等提出了系统性的整顿意见，都得到了乾隆的采纳。

这表明，早期的和珅，是一个真正的“能臣”。他深刻地理解帝国的运作逻辑，知道如何为皇帝分忧解难。

正是这种超凡的理财和行政能力，构成了乾隆对他无底线宠信的基础。他后来之所以能贪，恰恰是因为他有能力为皇帝赚来更多钱，为帝国解决更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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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移到乾隆后期，大清王朝的盛世表象下，已是暗流涌动。一方面是人口激增、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皇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造成的财政紧张。

此时的和珅，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他身兼数十要职，从吏部、户部到内务府，几乎掌控了帝国的钱袋子与官帽子。

他的权力网络盘根错节，腐败也开始从“蚕食”变为“鲸吞”。他始终牢记，他的权力根植于乾隆的信任，而乾隆的信任，则来自于一个表面上依旧繁荣稳定的帝国。

这种稳定，时常受到两大威胁的挑战：一是人才选拔体系的崩溃，二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这两者，恰恰对应着他“不贪”的两个领域：科举和赈灾。

科举考试是帝国选拔人才的根本制度。如果考场舞弊成风，买官卖官泛滥，那么选拔上来的将是一群无能之辈。这些人无法有效治理地方，无法为国家创造财富，最终会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烂和行政效率的低下。

对于将整个帝国视为自己“产业”的和珅而言，这无异于自毁根基。因此，他不仅不贪科举的钱，甚至多次以主考官的身份严打舞弊，为自己树立公正的形象，同时也为他的权力集团“筛选”和“吸纳”真正有才干的门生。

同样，赈灾款也是他绝不触碰的红线。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的甘肃冒赈案，最终以处死56名涉案官员的雷霆手段告终，这足以让和珅明白乾隆对此事的态度。

任何可能引发民变，从而导致巨额军费开支并威胁统治稳定的行为，都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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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珅的防火墙也并非坚不可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的家奴刘全，称其修建的府邸严重逾制，生活奢侈。

这是一次精准的打击，矛头看似指向家奴，实则剑指和珅本人。

一时间，朝野震动。反对和珅的清流官员们仿佛看到了扳倒这位权臣的希望。弹劾奏折递到乾隆手中，皇帝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明。

他一方面要维护朝廷的法度，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舍弃这位最能替他聚敛财富、打理帝国的宠臣。

危机迅速向和珅袭来。他深知，一旦“家奴逾制”的罪名坐实，后续的弹劾将如潮水般涌来，最终很可能牵扯出他更为严重的贪腐问题。而此时的乾隆已经年迈，皇帝的信任随时可能动摇。

这是他掌权以来，面临的最大一次政治危机。整个北京城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权倾一时的和相身上，看他如何渡过此劫。和珅精心构建的权力大厦，似乎第一次出现了即将崩塌的裂痕。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和珅在劫难逃之际，他却做出了一个谁也意料不到的举动。在乾隆召见他询问此事时，他没有辩解，更没有反驳，而是直接跪地请罪，痛陈自己“治家不严之过”。

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呈上了一本秘密账册。

这本账册记录的并非他的家产，而是他多年来通过各种“灰色”手段为皇帝的内帑（即皇帝的私人金库）筹集到的巨额资金，其中就包括一项名为“议罪银”的制度。这笔钱，才是他真正保命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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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看似普通的账册，在乾隆面前被缓缓展开，其上记录的，是一个足以让任何帝王都无法拒绝的秘密——一个独立于国库之外，专供皇帝私人挥霍的庞大金流。

「皇上，奴才刘全骄奢不法，奴才有罪。然奴才之所以能豢养此等恶奴，皆因此奴为皇上内帑之事奔走多年。此议罪银一款，每年可为内帑增收数百万两，皆由奴才暗中操持，未敢声张。」和珅的声音平静，却字字千钧。

“议罪银”制度，是和珅的一大“发明”。即官员犯错，可以缴纳一笔巨款来免除部分处罚。这笔钱绕过了户部，不入国库，直接进入了乾隆的私人腰包。

对于晚年极度奢侈的乾隆而言，这无疑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此刻，乾隆皇帝看着账册上触目惊心的数字，再看看跪在地上“请罪”的和珅，心中豁然开朗。处理一个家奴，甚至处理和珅，都轻而易举。

但谁能替代和珅，为自己提供如此源源不断的财富？曹锡宝的弹劾是维护国法，而和珅的“罪行”，却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欲。在这场博弈中，国法最终让位于私欲。

最终，御史曹锡宝反遭革职留任的处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就此烟消云散。和珅不仅毫发无损，反而让乾隆更加意识到他的不可替代性。

这次惊天逆转，将和珅贪腐的本质暴露无遗：他不是简单的敛财，而是将自己与皇帝的最高利益和私欲深度捆绑，他把自己变成了皇帝欲望的延伸和实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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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役，和珅的“三不贪”原则便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这并非道德选择，而是一套精密计算的风险投资策略。

一不贪科举钱，是为了垄断人才。 他通过主持科考，将天下英才尽收门下，为自己的权力集团输送新鲜血液。这是一种长线投资，确保了他的政策有人执行，他的地位有人维护。

二不贪赈灾款，是为了维护稳定。 他深知，社会动荡是最大的“成本”。保证灾民有饭吃，不造反，就是保住了他持续贪腐的宏观环境。

他甚至会在赈灾时采取一些极端手段，例如在赈灾粮中掺入砂糠，以甄别真假灾民，确保有限的资源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防止民变。这种看似冷酷的做法，恰恰体现了他作为帝国最高“精算师”的本质：稳定压倒一切。

三不贪“办不成的事”的钱，则是为了塑造“品牌信誉”。 据说，和珅受贿有一条铁律：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办成，或者事情本身会触犯乾隆的底线，他绝不收钱。

这使得他的“腐败”拥有了极高的“成功率”，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形成了一个高门槛、高回报的权力市场。他将腐败，做成了一门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生意”。

这“三不贪”，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贪腐。他放弃了那些风险高、收益相对较低的“小钱”，

牢牢掌控住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核心权力领域：官员任免、财政税收、项目工程等。他像一个高明的金融操盘手，精准地管理着整个帝国的“风险”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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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珅这套完美依附于乾隆个人权威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所有有效性，都建立在乾隆活着并且信任他的前提下。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仅仅十五天后，嘉庆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

有趣的是，在这二十条大罪中，直接指控其贪污的内容并不在前列，更多的是“僭越”之罪，如在他的坟茔设享殿、藏匿的珍珠比皇宫还多等。

这说明，嘉庆皇帝要杀和珅，根本原因并非是简单的惩治贪腐，而是要清除这个盘踞在皇权之上的巨大阴影。

和珅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新君的权威。他的权力网络、他的巨额财富，都构成了对嘉庆皇权的直接挑战。

最终，和珅被赐在狱中自尽。他那套精心设计的“防火墙”，在绝对的皇权更迭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他的命运结局，也恰恰印证了他策略的根本性失败：他可以管理一个帝国，可以操纵无数官员，甚至可以深度绑定一位皇帝，但他终究无法对抗历史的规律。

他只是帝国肌体上的一个巨大寄生者，当宿主（乾隆）死亡后，他的覆灭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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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死了，但他的“遗产”却深刻地影响了清王朝后续的国运。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将腐败制度化、精致化，彻底掏空了清政府的财政和吏治根基。

官员们习惯了用钱办事，整个官僚体系变得唯利是图，毫无效率和信仰可言。

当四十年后，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广州外海响起，英军面对的，正是一个被和珅式腐败侵蚀得千疮百孔的帝国。军队废弛，官员贪生怕死，整个国家机器在面对真正危机时，显得僵化而无力。

回望历史，和珅那看似高明的“三不贪”，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他用尽心机维护的那个“稳定”的贪腐环境，最终恰恰是葬送这个王朝未来的温床。

他不是帝国的守护者，而是最精致、最有效率的掘墓人。

他一生都在计算收益与风险，却唯独算漏了最重要的一项——一个被系统性腐败掏空了灵魂的帝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面前，最终将无险可守。

参考文献《大故宮Ⅲ》選文.中华文史网.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知史. (2022-02-20).维基百科. 和珅.社科网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