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停滞三十年”真相揭示，前央行行长披露三大原因

一提到日本“失去的30年”，大部分人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这个事儿。

不过，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在他的回忆录《动荡时代》里，从他39年央行工作经历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更接近实情的真相。他认为，“失去”的说法其实有偏差，那更像是80年代虚假繁荣之后的“理性调整”。

让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回调过程中的三个逐步加深的困境，泡沫破裂后，金融体系“止血”花了十年的时间，结果导致实体经济持续“遭受损失”。

“日本制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本土空心化”，二是“竞争力固化”，这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难以破解的困境。而最隐晦却也最致命的，正是人口结构不断恶化，直接抽走了支撑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

金融困局

不少人都知道日本泡沫破碎的事，但真有人关注后续金融体系里的“败血症”么？在1997到1998年间，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这些行业大佬接连倒闭，整个银行体系的坏账高得吓人。

这次危机的破坏力度远远超过了泡沫的影响。作为自1990年起直接负责不良债权处理的关键成员，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里透露，这场“出血”的根源在于四重制度和认知上的障碍，导致处理工作一再耽搁。

最开始，金融机构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乐观心态，自1992年起，不良债权的规模就不断在扩大，然而银行普遍期待房地产市场能自然复苏，从而化解风险。即使之后住专公司的问题露馅，他们依然不愿主动出手处理资产。

会计制度的一个大毛病在那会儿，就是对不良资产损失怎么确认，标准模糊得很。银行还能靠“展期贷款”来掩盖实际坏账的规模，直到1995年，七家主要的住专公司坏账率普遍都超过70%，有的靠近90%，问题一旦折腾不开了，大藏省才被迫改变统计的标准。

更麻烦的是法律体系不够完善，1997年前，日本还没出台专门应对金融机构破产的清算办法，结果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那会儿，竟然因为没有相关法规，拖了半年才把资产接管完毕。

最后，政治斗争的拖累起了作用，大伙对“用纳税人钱救银行”的强烈反感，让1998年25万亿日元的注资方案在国会里反反复复，结果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要说这场泡沫的形成，不能只简单归咎于跟美国等国签的《广场协议》，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

在清华的讲座里，白川方明明确指出，1985年协议签完之后，日本就冒然答应要“扩大内需、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些硬性目标。为了兑现这个承诺，从1986年开始，日本央行把贴现率压到历史最低的2.5%，那时通胀已经快接近零了。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迅速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白川的反思指出，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由人口结构和技术水平决定，若硬要用宏观调控来逆转，最终会引发难以维持的泡沫，反映出政策判断上的失误。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金融体系长期“止血”不及时，直接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1998年之后，日本国内的银行普遍收紧了信贷，像丰田、本田这些制造企业为了减轻资金压力，只好加快将生产线迁到东南亚，这也为日后“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埋下了伏线。

事后证明，延迟应对带来的后果就是市场信心彻底崩盘，即使日本央行后来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企业和民众依旧因为对未来缺乏信心，不愿意借钱，导致“越收缩越低迷”的恶性循环持续下去。

白川方明在书里坦言：“要是能提前五年处理掉那些坏账，日本的经济增长水平起码能多一点。”

产业困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制造”几乎成了品质和技术的代名词：索尼的随身听、丰田的汽车在全球市场上可谓是“横扫千军”，把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

到了2000年以后，“日本制造”逐渐陷入了靠降价来维持生存的境地，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里用“贸易条件恶化”来形象地表达了这段低迷，1999到2013年，日本出口一件商品换来的外国商品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

日企曾试图走出困境，探索出两种“抱团出海”的办法：丰田带头，带动八大供应商一起在海外建厂，在泰国打造出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住友商事联手川崎重工，组建合作体，成功拿下东南亚多个铁路项目。

为了避免技术外泄，公司设立了“母工厂”体系，在本土保留了那些高附加值的关键环节，只有组装部分才搬到海外去。

不过，这种做法到了2020年之后遇到不少麻烦：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东南亚市场的份额明显下降，而中国的新能源车凭借电动技术，成为主要的冲击力。在芯片和设备方面，韩国和台湾的企业通过追赶技术，也让日本在市场上的份额持续下降。

这些年，日本政府不断削减出口评级，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向亚洲地区的芯片设备出口因为“本地化替代加快”而开始减少，至于对美汽车出口，则因关税政策的干扰，基本上停滞不前。

白川方明之前提醒的“制造业创新惰性”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不光是资金投入的问题，还和产业结构的固化有关联：虽然日本企业多年来在国内研发上的投入比例一直保持在3%以上，不过汽车行业的绝大部分研发资源仍然集中在传统燃油车技术上。而反观中国车企，在电动化方面的研发投入明显比日本企业高出不少。

封闭的供应链体系让技术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中美之间的差距，曾经引以为傲的“精益制造”如今也变成了“死板的标签”。

人口困局

如果说金融收缩属于“短期冲击”的范畴，企业失势则是“中期困境”，那么人口结构的持续恶化就像日本经济的“长期顽疾”。

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里反复强调，这才是“日本经济没法再回到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原因在于它从源头上抽走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就是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抑制了创新和需求。

用数据说话挺直观的：1990年，日本65岁以上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到17.3%，劳动年龄人口也逐年在缩减。到2023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冲破29%，而劳动年龄人口相比最高峰时期明显减少，可见，老龄化的问题愈发严重。

就算日本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能跟德国一样牛，但“人少了”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大，就像一个车间从10个工人变成8个，虽然每个人的效率都涨了，但总产值还是难以往上升。

要紧的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三条主要途径不断蚕食经济的动力：劳动力的供应变得紧张，研发人员的数量也因此减少，这直接拖慢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消费需求变得稳定，老年群体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接受意愿低，限制了创新产品在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另外，社会整体的风险偏好也在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趋于保守，风险投资的规模缩小，新兴企业的活力受到一定影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就推出过鼓励生育和完善养老制度的政策，但因为行动太晚，等到政策实施到位时，人口结构的恶化已经难以扭转，这也成了白川方明心里的“最遗憾的错失”。

结语

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里提到：“日本比许多其他国家先遇到泡沫破裂、人口老龄化等难题，这些经历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他亲身体验的观察，让我们摆脱了“泡沫就是一切”的单一看法，而这三重难题带来的启示，也变得格外明晰。

说到底，日本“失去的30年”并不算“失败的例子”，反倒成了一本“警示指南”。白川方明用39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经济没有“永动机”。只有正视每个时期的问题，及时找到突破口，才能避免陷入长时间的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