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强烈推荐）

你知道吗？在中国古代，一个商人能不能穿丝绸，甚至能不能穿靴子，都得看皇帝的脸色。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在那个时代，权力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切。那么，为什么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人如此戒备？他们又为何把经济力量视作威胁政权的“定时炸弹”？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题。

战国时期，商人的地位就已经岌岌可危。管仲曾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这说明富商的存在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流失。而这种流失，会让国君失去对百姓的控制力。于是，他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理论：所有的利益都要从权力这个唯一的“孔”中流出，由君主来分配。换句话说，国家要掌控一切资源，不允许私人拥有过大的经济力量。

这一理论在后来的朝代中被反复实践。比如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能穿绣花靴子，只能穿牛皮直缝靴。更荒唐的是，北方冬天太冷，官员们请求允许穿靴子，朱元璋才破例准许，但样式必须统一，不得有任何装饰。这些看似细小的规定背后，是权力对经济和生活的全面掌控。

在中国古代，商人不是靠勤劳致富，而是靠攀附权力。像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通过结交权贵，利用官场关系发家致富，成为当时的首富。然而，他的成功也恰恰印证了“成也权力，败也权力”的规律。一旦政治局势变动，他的财富也随之化为乌有。

不只是商人，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被权力严格管控。明朝时，朱元璋规定，老百姓的衣服只能用四种材料：绸、绢、素纱、布。而商人却连绸子都不能穿。就连喝酒用的器皿，也都有明确限制：酒盏只能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或漆器。你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在当时，这可是关乎身份与尊严的大事。

尽管表面上看，这些规定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但实际上，它们隐藏着巨大的矛盾。权力虽然能维持表面的稳定，却也扼杀了经济活力。西方国家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商业合约，罗马人更是发明了法人制度，为现代公司奠定了基础。而在中国，商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被当作“奸商”、“投机者”，甚至是“不劳而获”的代表。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人认为，正是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才让中国避免了社会动荡。毕竟，如果人人都能发财，谁还愿意听命于君主？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商人阶层在推动经济、促进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压制商人，就会抑制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动力。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仅不保护商人，还会直接掠夺他们的财富。比如唐代，为了筹集军费，朝廷下令所有富商最多只能保留一万贯钱，多余的部分要“借”给军队。结果，许多商人不得不倾家荡产，甚至有人因此自杀。而在明代，官员们也经常以“和买”的名义低价强购商品，导致商人苦不堪言。

更令人咋舌的是，皇室和政府之间往往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商人。比如《汉书·货殖传》记载，西汉时期的罗裒通过贿赂权贵，获得盐井专卖权，从而大发横财。这种做法虽然让他成了巨富，但也让他成为了权力的附庸。一旦权力转移，他的财富随时可能被剥夺。

尽管历史上不断有商人试图突破权力的束缚，但最终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从春秋到清代，几乎没有一个大商人是靠纯粹的商业手段发家的。他们要么依附于权贵，要么依靠政治特权。即便是那些传说中的富翁，如沈万三、邓通等，他们的命运也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

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想要发财，就必须先找到靠山。否则，再有能力也难以立足。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商人越有钱，就越容易引起统治者的猜忌；统治者越猜忌，就越会采取措施压制商人。最终，商人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富不过三代”的困境之中。

我们总以为，商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在古代中国，他们却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权力太强，强到足以吞噬一切。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可能会想：“我是不是应该多找几个靠山？”但问题是，当你真的拥有了权力之后，你会不会也变成下一个“红顶商人”？

如果商人真有那么可怕，那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国？难道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红顶商人”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