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令,决定对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实行赦免。遵照最高法院的命令,总计293名罪犯重获自由,走出监狱。
鲜为人晓,在此次罪犯获特赦之际,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与毛主席曾进行过一番交谈。
1975年伊始,华国锋将特赦战犯的名单呈报至毛主席面前。依照特赦罪犯的相关规定,他审慎判断,认定其中13人不符合释放条件,因此作出决定,继续将他们羁押。
毛主席批示:胆小就全放吧。
为何毛主席会有此言?在接获毛主席的指示后,华国锋又是如何付诸行动的?
毛主席提议大赦战犯。
战犯一词,其意自明,专指在战争期间犯下严重罪行的历史罪人。我军对国民党战犯的抓捕行动,主要集中在解放战争这一历史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际,有声音提出应对战犯实施妥善处置,然而毛主席并未即刻应允,鉴于当时我国国情尚不允许。首先,全国正深入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同时,抗美援朝的战役亦在激烈进行中。
周恩来说:“未曾有哪个国家在战争尚未落幕之际便开始处理战俘。”此事暂搁。
直至1954年,随着国家局势基本步入稳定,关于“战犯”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
在当年,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特赦”与“大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一宪法条文为后续对战争罪犯实施特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毛主席此举显见卓识。
自是而论,战犯的处置并非仅凭毛主席一己之力决断。他深思熟虑,主要聚焦于两大关键因素:一是选择合适的时机,二是考量是否适宜对战犯实施“特赦”。
1955年,党中央召开了国务会议,毛主席在主持会议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一议题,并鼓励大家展开深入的讨论。他不仅要求党内同志进行深入研究,还特意会晤了党外人士,以征求他们的意见。
黄炎培,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亦为同盟会资深会员,在民主党派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对于毛主席所提出的“战犯”议题,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此,他召集了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广泛讨论。
最终,黄炎培致函毛主席,向其表达,众多民主党派成员普遍认同大赦的必要,然而亦需审慎考量释放的时机与对象,以评估其改造成效。
民主人士的拥护使得毛主席深感欣慰,然而,仍需更加强大的支持。
1956年三月,政协第二届常委会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与会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战犯处理的决定。他明确指出:“我国对战犯的处理,应坚持一个原则,即不予以处决,而是分期分批予以释放。”
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赢得了与会全体人员的一致赞誉。程潜同志代表民革中央发表感言道:“中国共产党的宽容政策令人称道,听闻此消息,我倍感振奋。”
傅作义认为:“党中央在处理战犯的过程中始终把握正确方向,这不仅对人民福祉有益,更是一桩大义之举。”
除此之外,众多民主人士亦踊跃发言,表达了对党中央决策的坚定支持。
程潜、傅作义等人的对话,亦映射出在场其他代表们心中所想的真实心声。
事实上,特赦国民党战犯之举,充分展现了毛主席宽广的胸怀与深远的洞察力。
“待得数年后,百姓生活改善,届时我们再行此举措。同时,我们亦需向百姓阐释,阐明此中的道理……”
截至1956年5月,在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后,党中央最终形成了决议:国内战犯,不杀,分批释放。
岁月如梭,转眼间已过去三年。至1959年,新中国迎来了成立的第十个年头,这无疑是一个庆祝建国十周年并特别适合处理特殊战犯的“良机”。
1959年,首度特赦战犯。
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个时间点,这年8月24日,毛主席致信国家主席刘少奇:“ 我想,在今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是否能够考虑赦免一批相关人员……关于此事的可行性,还请召集相关同志进行一番商讨。”
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与会成员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对部分战争罪犯实施特赦。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亦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建议,期望能够批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际,特赦一批战争罪犯。
毛主席提议时说特赦战犯,为什么叫特赦,而不是大赦呢?
原因显而易见,此次对战犯的释放并非全面展开,而是分批次进行。尤为关键的是,首批获释的战犯均为经过改造、成效显著的个体。
遵循毛主席的指引,公安部及相关部门对羁押中的战争罪犯进行了详尽调查,最终编制了一份包含33人的名单。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于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举办了一场全体战犯参与的特赦大会,正式公布了33名首批获特赦战犯的名单。
在这群人中,最知名的非末代皇帝溥仪莫属,与之并肩的还有国民党的重要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杰出人物。
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位君主,溥仪于三岁时登上皇位,六年后便退居幕后。
溥仪的一生,其前半段始终未能由自己掌控。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随即沦为日本人的傀儡,沦为“伪满洲国”的皇帝。直至抗战全面胜利,溥仪在东北被苏联红军俘虏,并于1950年被押解回国。
溥仪深知,在身为皇帝的岁月里,自己犯下了诸多过失,因此对于重返故土心生畏惧。然而,在相关人员的悉心关照下,他逐渐卸下了心防。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溥仪更是慷慨捐献出国家珍宝——“乾隆田黄三链章”,以此助力志愿军。
在京城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溥仪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的积极态度赢得了所内领导的高度评价,因此,在1959年国家首次实施特赦行动时,他荣幸地成为了首批获释者之一。
王耀武
杜聿明与王耀武,均为国民党阵营中难得的勇猛将领。在解放战争的风云变幻中,二人不幸落入解放军之手。初入战犯管理所之际,杜聿明显得极不合作,其表现近乎“愚忠”。
在杜聿明身患疾病之际,管理所不辞辛劳,悉心照料,终使他恢复健康。正因如此,杜聿明转变了其原有态度,这亦成为他首批获特赦的重要缘由之一。
王耀武,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战将,在济南战役中不幸被俘。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便派遣罗瑞卿传达重要指示。“功过分明,你的抗日功绩,共产党人将永铭于心。”
毛主席的教诲令王耀武深感感激,此后在监管所期间,他表现出了极高的合作态度。正因如此,他荣幸地成为了首批获得特赦的战争罪犯。
1959年12月4日,随着首批战犯获得特赦,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众多人士。他勉励他们要珍惜光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在和平的岁月里再创辉煌。
此次会面令众多前国民党将领心灵深受触动,他们纷纷表态,立志再创辉煌。
继而,众多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将领频繁在台湾发表演讲,力劝昔日的部属与同仁归国,共同促成祖国统一大业。此外,他们还倾力撰写了数万字的回忆录,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事业贡献了宝贵财富。
首批被特赦的战犯,在投入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倾注了他们的心血与才智,令毛主席深感欣慰。
因此,对战争罪犯实施特赦在当时的国情下被视作一项“特别规定”。
此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在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以及1966年多次特赦了一众战犯。其中,原国民党特务首领康泽、沈醉,以及国民党将领亦名列其中。李仙洲等。
这些人获释之后,他们纷纷放下过往恩怨,齐心协力,为新中国的发展倾注了心血,贡献了力量。
在特殊时期,特赦战犯的工作一度陷入了停顿,然而,直至1974年,这一事业终于迎来了转机。
毛主席不满公安部气魄不足
“尚有一批战犯,自弃械投降以来,已被囚禁二十余载。如今,不妨予以释放,让他们重获自由,随心所欲。”
毛主席的倡议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随即亲自联络了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
华国锋,山西籍贯,新中国成立后,担纲毛主席故乡湖南湘潭的地方领导重任。1956年,他荣幸地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自此,在毛主席的悉心栽培下,其职位得以稳步攀升。1971年,华国锋被调入中央工作,并随后担任了公安部部长一职。
周恩来特邀华国锋,命其详列所有羁押中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后,得以实施特赦。
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华国锋同志迅速派遣公安部工作组深入全国各地战犯收容所,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明确要求,工作组必须详尽细致地将战犯的姓名、籍贯、职务以及被捕的日期等信息逐一列表上报。
1975年伊始,公安部经过周密审查,编制了一份战犯名录。随后,华国锋将此名单呈递至毛主席御览。名单中,华国锋依据相关释放规定,对13名不符合释放条件的战犯提出了继续羁押的建议。
毛主席对华国锋的建议摇头。“算了,强迫改造不好。”
“气魄尚显不足,不妨每人发放一百元零花钱作为补贴,在告别之际举办一场欢送会,并邀请他们共进一顿丰盛的晚餐,多添些鱼肉佳肴。”
毛主席的指示令人颇感意外,然而,众人亦为毛主席那深远的洞察力所倾倒。
毛主席为何释放这些人?
事实上,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毛主席渴望在有生之年目睹两岸的统一之景。1975年,毛主席年届82岁高龄,而蒋介石也已迈入88岁之龄。
毛主席下令公安部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实则传递了一则重要信息。此举旨在向台湾的蒋介石传达明确立场,表达了他对两岸尽快走向统一的深切期望。若有可能,他甚至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见证这一历史盛事。
毛主席的远见卓识,一瞥便知其非凡,事后方悟其真知灼见。
此后,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华国锋同志亲自签署命令,释放了最后的293名战犯。1975年3月23日,华国锋同志与叶剑英等领导人一同,在前门饭店设宴款待了在座的各位。
293名身着军便服的战犯,带着喜悦的心情齐聚此地,与阔别数十年的老友欢聚一堂,畅谈衷肠。
毛主席随后在报纸上得知此事,不禁对其中的华国锋表示由衷的赞誉。
结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便对战争罪犯实施特赦。无论如何回顾,此举始终利大于弊,堪称造福之举。
这些“利”涵盖:首先,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积极的动力;其次,为那个时代营造了和平、稳定的国内外政治氛围;再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广胸襟。
毛主席那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的确令人心生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