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事,以及美国正式宣战给日本,这一系列动作,彻底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格局。
侵华日军动员了不少精锐部队,投入到太平洋战争中去,主要是为了对抗美军。
到了1944年,日军就像秋天的蚂蚱一般,没法再跳得那么远了。
在1944年,很多中国的各政党领导人都意识到日本的败局已经不可逆转,纷纷开始考虑中国的未来走向。
像蒋介石这个国民党的领头人,他曾出过一本叫《中国之命运》的书,里面批评中共,目的就是给国民党的合法性增加点底气。
同时,中共的领导层也提了个“联合政府”的思想,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共同努力,举办个国是会议,一起管理国家事。
最后,连没有武装力量的民盟,也喊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家喻户晓的口号。
总的来讲,众说纷纭,各抒己见,都为中国前途的发展献出了各自的建议。
这也让人不免猜想,要是1945年重庆谈判真有个大团圆的收场,国共两党、民主中间派三股力量合组了联合政府的话,今天的中国会不会完全变个模样。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这也让人忍不住猜,要是真的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里达成了大团圆,国共两党加上民主中间派三股力量组成了联合政府,今天咱们的中国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联合政府基本上就是由两个或更多政党联合搭伙组成的,也算是一种多党联合治理的形态。
随着生产力迅猛提升,政党逐渐取代了贵族和皇族,成为近代国家最主要的统治力量。
一个国家人口众多时,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持不同看法的派别。这些派别根据各自的信念和思想体系,都会用自己的一套理念来管理国家。
因此,为了防止不同政党出现激烈冲突,联合政府就应运而生,大家聚在同一个建筑里,通过协商和竞选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
由此可看出,联合政府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妥协成分。对于1945年前后的中国来说,也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
实际上,早在1944年9月4日,延安就已告诉林伯渠:“目前我党提出要对国民党及国内进行政府的改组,时机已到。” 且要求召开国是会议,废除一党专政,并强调:“这是我们推进民主政治的具体措施和主张。”
十天后,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的发言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诉求。
到这儿,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主张,已经明确地摆到国民党的案头上了。
时机的到来,主要还是因为当前战局的紧迫感逐渐增强。起因之一,便是日军在河南开启了“一号作战”。重庆方面的指挥中心,看到美国参战,心理变得太过轻松,反而没注意到日军的那股拼命反扑的劲头。
重庆的指挥中心多次搞不清楚日军的作战意图和行动方向,结果就是汤恩伯的部队很快就崩溃了。
到了5月25号,洛阳沦陷,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也达到了最高潮。
败仗一闹腾,像掀了个蝴蝶效应似的。美国一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马上就催促国共合作,一起对日本发动反击。
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了重庆,主要也是想帮忙缓解一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
可是,蒋介石不太愿意让美国插手中共的事情,主要是想阻止中共问题变得国际化。
他跟华莱士说:“要是美国希望中国政府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最好对中共的事情保持冷静,或者劝中共听从中央的指示。”
不久之后,日本军队又开始了湖南的攻势,到了6月18日,长沙就陷入了敌人的手中。
豫湘的战局败了,让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烦躁不安。
在官邸会议上,他语气厉声地说:“外头的人都觉得我们不当回事……咱们的军事实力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份了。”
据徐世昌本人回忆,蒋介石说话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罗斯福总统也是火冒三丈,要求把所有的国共军队都交由史迪威来指挥。
罗斯福心里清楚,这个要求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难以接受,主要是走了个折中路线,试图逼蒋介石稍微放松一下跟延安那边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从1944年下半年起,国民党的日子挺不容易的。
衡阳一失,史迪威对军权的要求也跟着来了,新疆局面急转直下,又加上苏军那边只是观望,迟迟不肯出手,这些原因把蒋介石逼到了不得已的地步。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才给远在重庆的林伯渠发出了指示,表示“时机已到,提出联合政府的号召”。
不管联合政府能不能成立,中共都已经站稳了脚跟,不会输。
再说,联合政府符合那种西方的民主制度,像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是绝对不会公开反对的。
再说,中国的第三股政治力量——主要由民盟带头的中间派,也是在默默期待着,这帮人其实天生就反对一党专政,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纷纷点赞。
再说,联合政府这提议,给国民党出了个难题,把他们放在了风口浪尖上,答应吧,不答应吧,又觉得不太对。
其实也没啥悬念,一旦联合政府的口号一出来,就立马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号召力。10月10日,民盟正式提出要求,呼吁“赶快终结一党专制,打造各党派联合的政府。”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联合政府”无非就是被强行逼着放弃自己的执政权,把部分掌控交到中共和民盟手中,感觉像是被硬拉着交出一部分权力似的。
你说得对,哪个政党会甘心不费点劲儿就放弃自己的掌控呢?
从那时起,在“联合政府”的口号下,中共和民盟正式在政治舞台上联手,搭建起了真正在运作的统一战线。
重庆谈判
不过,随着日军“一号作战”告一段落,重庆的局势渐渐归于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蒋介石的尴尬境地。
一直到了1945年8月,日军投降的那天,蒋介石的声望达到了最高峰。
他并没有急着召开国大会议,也不打算立即响应联合政府的口号,而是装出一副虚假的模样,邀请中共领导人和民盟人士到重庆,进行一次政治上的磋商。
在某种角度来看,重庆谈判其实算是对联合政府这个话题的进一步延伸,主要还是在商量是不是要组建一个联合政府。
归根到底,联合政府的本质就是要取消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实行的一党专政体制。
一开始,国民党的建议里,只允许中共出席政府会议和军委会。
需要说清楚的是,“参加”和“联合”这两个词差别蛮大的。前面那种,主要是以国民党为主导;而后者嘛,双方站在平等的地位。
毛泽东那双火眼金睛,当然看出了蒋介石的小动作,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他这是党治不过去,弄几个外人来凑数?”
为了证明国民党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摆出了两手牌。
其中一招是争取美国的援助,现在美国总统由罗斯福变成了杜鲁门,他下达指令,让在华的日军除东北地区外,都投降给蒋介石。
另一份则是在8月14日签的中苏条约,承认国民党的合法地位。
手上这两张牌显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从法律角度看,确实是中国唯一的政府。
紧接着,他改变策略,开始对中共发起政治攻势——邀请毛泽东来渝进行会谈。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关于国际国内的各种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商讨,特请先生近日抽空前来,共同商议。”
没过多久,蒋介石又连续发了两封电报,占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皮球已经到了中共这边,要是再一味拒绝,怕是会在政治上吃亏,民心也可能会丢。
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来说,三次邀请就差不多到头了,要是真的还想继续,难度挺大了。
为了避免被揭穿虚实,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冒着一定风险坐飞机到了重庆。
回头看看那会儿的情况,重庆谈判要搞成联合政府,难度挺大的。毕竟,双方都各有盘算,利益冲突不少,要说完全合作实现联合政府,条件还没成熟。
其实这事儿算是个伪命题,当时的局面嘛,单凭一次谈判根本搞不成联合政府,根本不可能实现。
实话说,在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那会儿占着绝对的主导位置。
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搞定了合法性的事情,为蒋介石撑起了政治上的一层保护伞。
所以,当时他作为东道主,满满的都是信心。
而且,蒋介石根本没打算指望一次谈判就能一劳永逸地搞定所有问题。
8月29日,蒋介石提出了关于重庆谈判的三条原则,
第一点,不能在现有政府的法统之外去谈改组政府这事。
第二点,不能采取分段或只解决部分问题的办法,得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儿都解决掉。
第三,归根结底,得靠政令和军令的一致性,所有事情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展开。
特别是第一点,画了一条明确的红线。所谓“不谈改组政府”,其实就是不接受联合政府的做法。
在蒋介石看来,所谓的“联合政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现有法统。可他已经在美苏都确认了自己合法地位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轻易把这份成果让给别人呢。
看看中共,也知道蒋介石那种把持大权的心思。
出发前五天,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挺机警地看出:“美国几乎不帮咱们,赫尔利的策略算是得了便宜,至于苏联嘛,为了国际和平,那就更帮不上忙。”
那会儿,毛主席甚至觉得挺没希望的,他说:“咱们现在大致上就得走法国那条路,也就是资产阶级领头,工农群众也得凑伙。”
得注意的是,这里依然是“参加”,还不是“联合”。
在看局势,鞠躬尽瘁的周总理还显得不够老到,他心里还抱着一点幻想。在他起草的关于谈判的方案里,第一条就写着要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解放军。
另外,他还建议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推动成立联合政府。
毛主席这个现实主义者马上否决了周总理的想法,说:“当前最切实可行的,也是大家都在努力争取的,就是第一条,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合法地位。至于参加国际会议,可能性不大,基本没有希望。”
因此,延安给华中局打电话,说:“现在暂时不把新四军改成华东人民解放军,这样做比较有益。”
所谓细节能反映真实,保持新四军的称号,也就是保持新四军和国民革命军在表面上的隶属关系啦。
这个微妙的指令,反映出中共当时处于劣势的现实情况。既然处于弱势,中共也就放低了身段,做出了一些让步。
9月4日,重庆举行了首次会谈。
周恩来说:“我等已经尽量作出了让步,第一,既然联合政府不能成行,这次就不提了,只要求各党派加入政府。第二,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的办法,国民党认为有推翻现政府的顾虑,所以这次我们根本没有提开党派会议……”
从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来看,想靠重庆谈判来实现联合政府,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讲到底,这根本不可能搞定。双方都心里清楚,省得在这儿一再啰嗦。
说到底,重庆谈判结束时,大家似乎签了一份协议,可实际上,要讲得更准确些,实际上只算是一份会议纪要。因为里面不少内容,都是双方各自表达的不同看法,并不具备“协议”那种正式的约束力。
两年过去了,毛主席在回忆起重庆谈判的时候,还隐隐觉得有些余悸,曾这样说过:“日本投降的那会儿,我们心里一半高兴,一半又怕怕的。高兴的是,日本败了,怕的是那些优势还没搞定,蒋介石太强大……我到重庆去的时候,蒋介石那边的事情还挺容易应付,我们这边的事还挺难搞……日本投降那会儿,真是悬着一颗心啊,现在好了,不再那样担惊受怕了。”
结语:
想要在重庆谈判那会儿搞成联合政府,简直比登天还难。国民党的基础根本就是抱着“我才是第一”的那种思想,里面充满了浓浓的“以我为尊”的自我意识。
这种“以我为尊”啊,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制思想,一是从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战略中演变而来的。
说到底,争夺联合政府其实就是争夺话语权啦。可是呢,权力就像个宝贝,绝对不能让人随意盯着,更别说轻易让出去了。
在国民党的看来,这个想法基本是不切实际的。想让他们妥协,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武力打赢,逼他们让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