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期间，齐白石子被定为地主，向毛泽东求援后结果如何？

说起齐白石这个人呀，大家脑海里第一反应肯定是他的画，那些虾蟹荷花，活灵活现的，不说别的，现在估计也值不少钱吧。可谁想到，这位画坛的顶尖人物，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家里也出了点小状况。他的儿子被划成地主，还被抓了起来。那会儿齐白石已经86岁了，住在北京，收到家乡的信后，竟然直接写信找毛主席求助。这一封信一寄出去，局面立马变得不一样了，但结果到底咋样，还得细细说。

齐白石出生在1864年，湖南湘潭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放牛当学徒，长大后靠木匠活谋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到1902年，他开始自己学习画画，逐渐摸索出些门道。1917年，他第二次去北京，结识了陈师曾等人，得到一些指导。1919年第三次北上后，就没再回家，留下来了。当时他55岁，算是老北漂，租住在法源寺、观音寺、石镫庵这些地方，画的作品卖得不好，十块钱一张都难卖出去。

京城的画坛挺倔，有人觉得他那些画风俗气，就像在用土气的画风吸引眼球；也有人说他不学习，没啥真本事。结果，他被赶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这些圈子，要不是徐悲鸿后来帮一把，给他找教课的工作，还帮他把作品推荐到国外展出，恐怕他在圈里也站不太住脚。徐悲鸿比他小了整整32岁，陈师曾去世后，1923年，他就成了齐白石最大的靠山。齐白石后来还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这心里那份感激，真不是白说的。

到了1930年代，齐白石的名气逐渐涨起来了，他那大写意花鸟画中红花墨叶的风格特别红火，很多人找他画画，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他前半辈子在老家默默无闻，到了后半辈子北漂才算大器晚成，衣食无忧。赚的钱一部分寄回湖南老家，给三个儿子齐子进、齐良迟、齐良元。这些儿子用钱买了200多亩水田、几十亩山林，还搭了三座院子，将来出租给佃户收租金。在当时农村，这种事儿挺常见的，齐白石自己靠卖画挣的正当收入，并不是靠剥削得来的。

一到土改这事儿，齐家的底子就成了难题。1950年，全国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湖南湘潭县荷月乡的齐家老宅附近，工作队逐户调查，齐家的土地面积一清二楚，然后按政策认定他们是地主。没收田地、山林、院子这些事儿倒不算大问题，还得把之前收的租田押金退还，还有那1000多银元和200多石的押粮也都得归还。

这些钱早就被儿子们用来买新地新房了，哪里还能拿得出来？作为长子，齐良元管家务事，被乡政府抓起来关在公所，随时可能被拉去批斗，还可能有被枪毙的危险。齐家的其他人也都悬着心，弟媳和孙子们不停地写信到北京，一封接一封，描述得特别清楚：田地被封了条，院子贴了标语，家里的东西要逐一清点。

齐白石在北京西城区的小院里住着，每天都在画画，门口访客络绎不绝。不过，一收到这些信，他就急得眼发直。已经86岁了，靠拐杖走路，信堆在摊桌上，他反复看着。这两人是老乡，湘潭杏子坞和韶山冲只相隔五十公里，但之前齐白石还没见过毛泽东的面，更别说有交情了。在1949年上半年，他根本不认识毛泽东是谁。齐白石顾不得其他，决定写信去求助。

1950年头，他一听说土改快到了，就主动表态，说自己家里那200多亩地都愿意交给国家，让群众来分，还顺便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待遇问题。没多久，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还和朱德、章士钊一起吃了饭。这事让齐白石觉得心里踏实了，可是基层似乎还没通知到。到1951年元旦前后，他收到家里人来信，说齐良元被抓，认定成了地主，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这封信写得十分工整，用的都是上等的宣纸，详细列出了财产的来历：从1920年代开始，卖画所得的款项，有几千元，都是正正当当赚来的。信中还恳请毛泽东帮忙，在划分成分和具体处理方式上多多照顾、灵活一点。他还强调自己出身贫农，绝没有剥削过别人，那些田地都是儿子们用寄来的钱买的。

毛泽东明白土改政策非常严格，不能因为齐白石是文化名人就给他走后门，否则湘潭的土改就难以推动了。齐白石抗日时期拒绝为日本人作画，贡献也挺大，但原则问题不能放松。1951年1月27日那天，毛泽东在信上用铅笔写下批示：“请王首道同志把这个交给湘潭县委研究处理。”王首道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主席。

毛泽东还亲笔回信：“白石先生，来信收悉，已转交给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视情况酌情处理。祝您保重身体！此复。顺致敬意。”这封信的信封如今仍能看到，字迹清晰。齐白石看到“酌情处理”这几个字，心里稍微放心了些，觉得湖南那边应该会听毛泽东的，给他留点面子。

其实，毛泽东早就通过儿子毛岸青，给家乡土改工作队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齐家人不参与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归还给农民；二，家庭成分要实事求是，啥就是什么；三，地方政府执法要公正，不偏袒，按政策办事，群众才会支持政府。这三条听着挺正规，没什么特殊照顾，但关键在于执行的时候留了一些弹性。

王首道收到指示后，把文件转给了湘潭县委书记兼县长杨第甫，他特别强调，齐白石是位大画家，不能因此就偏袒，要按照法律和政策公平处理。这话说得很明确，不能有偏差。到了1951年2月，杨第甫又把文件转到湘潭县第十一区政府，因为齐白石的老家在茶恩寺镇荷月乡，这个区负责这件事。

他强调要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办事，别搞一刀切。区里政府、乡农会以及工作队都专门抽时间去做群众工作，挨家挨户讲清楚齐白石的情况：土地是他靠卖画赚的钱买的，不是解放前三年被剥削积攒下来的；齐良元一家的日常还帮佃户减租，群众都挺认可的。调查之后发现，齐家不少佃户都理解，没有闹出大事来。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大部分土地、土山、林院子被没收，只留下少量自耕地；押金会分几次退，还不用一下子全部退完；齐良元也获释，不再关押他，全家也免去了批斗，不被拉去游街。但成分没变，依旧认定是地主。这个处理结果其实是实事求是的，土地多就还是地主，要动的话会影响整个镇的土改进度。

齐白石在北京听到儿子释放，不再批斗，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觉得成分也该调整了。对此，他对毛泽东感激得直流泪，也记挂着杨第甫的恩情。后来杨第甫到北京开会，齐白石特别画了一幅荷花图送给他，落款还连写了三个“白石”，意思是三次叩首表达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