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分析西路军为何失利

谈之看似简单，实则在于个人曾亲身历历在目的历史事件，将其记录下来便足矣。

谈其难度，主要在于你所经历的，未必已达到全面把握与深刻领悟的境地。这要求我们不仅需借助大量历史资料以印证与补充，更关键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对事物进行分析与归纳，从而得出符合历史本质的结论。

历史画卷错综复杂，如同交织的蛛网。若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忠于历史的真实，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以资借鉴过往、启迪后人，实非易事，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西路军问题亦然。

西路军，其人数逾两万，却不幸遭遇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命运，这在我国军史上实属罕见。回首那段历史，不禁令人心生“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慨。

我身为西路军的核心指挥官，该部下辖的两大主力——九军与三十军，亦系我同其他同志一道，自鄂豫皖地区培育壮大。西路军的覆灭，一直让我深感愧疚与悔恨，痛苦之情深植于心。

继而，我将深入剖析西路军失利的主要经验教训，以此慰藉英灵，警示自我，并为后世提供借鉴。

如前文所述，西路军始终严格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与指示进行行动。

在艰苦卓绝的逆境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奋勇争先，身着战甲，浴血奋战，历经近五个月的激战。期间，共击溃马家军逾二万五千名敌人，其在战略层面为河东红军及友军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对于促成本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西路军为何终败？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所承担的使命，其性质多变，路线模糊，且远超预期的范围，这一因素构成了其失败的核心原因。

独立于敌后作战，使命无常，踌躇不前，乃军事行动之大忌。然而，西路军的处境，却正与此情形相仿。

首先，按照宁夏战役的既定计划，我军跨过黄河，向北挺进，与敌在一条山展开激战，同时伺机支援一方面军顺利西渡，以期共同攻克宁夏。

继而摒弃此计划，毅然西行，致力于开辟通往新疆的道路。

再次驻足于永凉地区，既不前进一步，亦不后退一步，稳固地建立起我们的根据地。

鉴于西安事变后局势的变幻莫测，时而筹备西进，时而准备东进。

后续明确部署了西进的任务，然抵达临高地区后，却突然中止了西进计划，转而就地构建了根据地。

复改为东返，以策应河东。

再度受命“坚守五十日”，于倪家营子严阵以待，静候援军；此类情形，不一而足。

西路军的使命变幻无常，虽与瞬息万变的总体局势息息相关，然亦不可否认其中在战略指导层面存在的某些疏失。

西路军因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遭受敌军重兵围困，陷入被动困境。战事疲惫，虽有战斗却无实质进展，进退两难，束手无策。这种状况对于西路军有限的兵员力量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西路军作为红军体系中的关键力量，在党的全面战略布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毫无疑问，该部队的所有行动，均需紧密围绕并服务于支持河东红军及友军的整体需求。

然而，究竟如何制定策略方才切合实际，并有利于整体发展，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应我党之请，苏联当时为协助我国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精心筹备了大量武器，预备待红军前往领取。然而，由于西路军战事失利，这批武器最终转交给了盛世才指挥的军队。

若西路军成功渡河，把握住有利时机迅速西进，直接攻击，并获取所需武器弹药，实力大增，随后回师向东迅猛推进，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能吗？当然，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理念之异，手段之别，往往导致结果的天差地别。这并非事后之明，彼时我的见解便如此。

更深入地来看，若西路军能够及时依托新疆，打开战场局面，掌控河西地区，这不仅仅是对河东战局的临时支援，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展也将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八路军不仅编制达到了三个师，其规模更是远超此数。至于盛世才，他后来即便有所动摇，也不敢轻易叛变。若他真的叛变，我军将立刻出兵将其处置。

遗憾的是，在处理西路军问题时，我们摇摆不定，踌躇不前，最终导致西进的战略机遇完全错失。西路军的行动，始终以河东战局的短期需求为转移，缺少长远而战略性的规划。虽然此举对河东的红军与友军起到了暂时的支援作用，但终究导致了西路军悲惨覆灭的结局。

在永凉和临高地区为西路军建立根据地，实乃不现实之策。不论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与民俗风情如何，仅以西路军所面临的强敌持续围剿现状来看，已不具备设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部队刚抵达河西地区，四面楚歌，防守难以为继，与马家军的激烈交战日以继夜，根本无暇他顾，谈何有精力着手建立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需两大要素。

消灭敌人，稳固立足。

发动群众，推动党建和政权建设。

首先，必须消弭敌方势力，否则，谈论动员群众便无从谈起。

毛主席曾言：“我们必须坚持以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为核心，这便要求我们采取分散兵力的策略，而非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正面战场。若过分依赖集中作战，便难以兼顾群众工作；反之，若投身于群众工作，亦不宜集中兵力作战。二者不可同时兼顾。”

对西路军的部署显然与初衷不符，未竟胜战便要求其驻守河西走廊，构筑根据地。这种做法能否成功？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在分配任务时，务必充分考虑主观与客观的条件，立足于实际情况，并设定合理的范围。“量体裁衣，看菜吃饭”的原则，正是基于此。若仅着眼于主观需求，而忽略了客观条件的可行性，强行要求部队执行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任务，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第二，战场主动权

战场主动权的把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两军交战之际，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乃至存亡的关键因素。“一旦军队失去主动权，被迫陷入被动局面，便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面临着被消灭或被击败的极大风险。”

西路军失败充分证明。

通常而言，执行外线进攻的部队，凭借制敌之先机，天然占据主动之优势。除非在掌控战局过程中出现根本性的失误，否则绝不可能完全陷入被动，遭遇惨败。

西路军刚渡河之际，河西地区的“四马”措手不及，一片慌乱，无论我军是北上宁夏还是西进新疆，都牢牢掌握着主动权。

彼时局势逆转，敌人被动而非我国，他们对我军心生畏惧，而非我国军队对敌存有忌惮。

然而，盛景不长，不久之后，西路军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直至最终被彻底消灭。这一转变，正是失去战场主动权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面对敌我实力悬殊的严峻形势，我军的外围作战策略始终强调以根据地为基础，坚持速战速决的战斗原则。无数实战证明，这乃是我军赢得并维持战场主动权的有力途径。

西路军的情况恰好相反，不仅远离了根据地，而且深入敌军核心区域，战事拖延日久，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既无法向前推进，也无法顺利撤退，四面受敌，无法灵活调动。在这种状况下，谈何在战局中保持主动？显然，这是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导致主动权丧失，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

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局势，我军始终强调在战役和战斗中实施兵力集中，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然而，西路军所肩负的使命及其所面临的复杂地形，极大地限制了兵力的集中部署。

起初，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评估过于低估，抱有轻敌的心态，在向西进军的过程中，兵力并未得到有效集中，因此在古浪一役中遭受了损失。

“虽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此刻，构建根据地的重任已然横亘眼前，一切皆为之让步。”

我们意图集结兵力，然而实际上却难以实现集中。河西走廊宛如一条狭窄的巷道，地形狭长，堡寨分布稀疏。行进数十里，往往难以遇见一户人家。每个堡寨通常仅能容纳一营兵力，而其四周则尽是荒芜的戈壁滩。

数万军队驻足创建根据地，需拓展领土、保障生活所需，岂能不有所分散？

因此，在这从山丹至凉州的约三百余里沿线，形成了一道绵延的“一字长蛇阵”。

中央提出“集中兵力”、“齐心协力”的号召，原则上并无不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与构建根据地的任务以及当地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矛盾。

我们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却未能得到进一步回应，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分兵设防，坚守原地。而要集结兵力主动出击，摆脱被动的挨打处境，其难度之大，简直有如攀天梯。

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我军如何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击败敌人？关键在于灵活运用运动战策略。我们采取“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通过引诱敌人深入、声东击西的策略，以及“以强克弱，以弱克强”的战术，出奇制胜，灵活打击敌人。这些招数正是我军克敌制胜的独门绝技，是我们在劣势中扭转乾坤、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核心武器。

西路军坚守一隅，进退维谷，只得将阵地防御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面对敌人的攻势，我方积极防御，硬碰硬拼，无论是战而胜之，还是战而不胜，均需勉力应对。

敌军占据内线作战的有利位置，配备有众多骑兵，行动迅捷，对地形了如指掌，且能够在战斗中不断得到增援，毫无后顾之忧。

反观我们，采取的是外线作战，对地形不熟悉，子弹所剩无几，人员伤亡持续增加。既无足够的兵员，又缺乏补给，援军更是遥不可及。长此以往，我们只能勉力支撑，疲惫不堪，唯有求助于外力，而自身却无力反击。如此战法，怎能不败？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势，我军磨砺出了一系列战术优势，诸如近战、夜战、快速奔袭、巧妙伏击、灵活迂回以及勇猛追击等。善于发挥自身特长，规避对手强势，方能屡战屡胜。

然而，西路军受限于任务性质、地形条件、作战模式以及以骑兵为主的对手，导致其战术优势难以充分施展，进而难以发挥出预期中的奇效。

面对敌人的骑兵进攻，我们既无重火力支援，又缺乏伏击的有利地形，更无充足的骑兵力量。装备精良的敌军如同蜂群般迅速涌来，转瞬之间又消失无踪。若想与之展开一场彻底的歼灭战，谈何容易！

敌军来犯，我方战士多挥舞大刀与敌展开激烈搏斗，每击溃一名骑兵，往往伴随着两三名战士的牺牲。待敌军溃散，如烟尘般消失无踪，我军却只能目送，徒留无奈。

若以小股兵力进行追击，对方便能巧妙地施展“回马枪”战术；而若派遣大规模部队进行追击，阵地则难以维持。

“一山难容二虎，虎落平阳，难免遭犬欺。”我军原本的战术优势在此地失去施展的空间，难以充分发挥，从而陷入被动，受制于敌，这种情形自然难以避免。

种种因素，汇聚一堂，正是西路军失去战场主导权的关键所在。

马麟、宋子文、马步芳

第三，专断问题。

“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实则道出了军事指挥中必须具备的果断独断能力。其中蕴含的智慧与教训，无疑是以无数英勇将士的鲜血与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宝贵财富。”

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而言，指挥官是否能够依据作战目标和战场实况，果断决策，灵活应对敌人，往往对整个战局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战场的现实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诸多重大决策往往需要前线指挥官亲临一线，灵活应对，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果断作出处置。

掌控战局，运筹帷幄，若非立足于实际，独立分析局势，果断作出决策，反倒是仰赖天意，一切遵从上级意志，此类行为便是盲从、机械。欲免受战争现实的惩诫，实属难能。

西路军的败绩，与战场指挥中欠缺果断决策紧密相连。导致这一局面的成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上级指挥过于严格，未能赋予战场最高指挥官应有的自主权。

西路军肩负着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重任，然而每项行动都必须严格请示汇报，一丝不苟地遵循上级的指令。上级一声令下，无论西行还是东进，或是暂停或行进，指挥官均无权擅自作出决定。

某些指令显然无法付诸实践，却无视现实条件，强行要求下属部门执行。特别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计划，既未向西路军透露任何信息，又对西路军提出配合要求，让人既感困惑，亦不明其所以。

古语有云：“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识势则不馁，明节则不困。”此言甚是。

所谓“全局观念”、“战略态势”、“节制之道”，关乎作战的全局性考量。若指挥官对独立作战方向的指挥缺乏对整体战局的把握，不懂得局部与全局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其所指挥的战斗无疑将是盲目的。这如同身处浓雾之中，迷失方向，行动迟疑，难以抉择，又怎能谈得上灵活应变，做到“坚韧不屈”、“坚定不移”、“永不衰竭”呢？

陈昌浩

另一方面，西路军领军人物陈昌浩在思想上承受着沉重的负担，时常忧虑不安，面对决断时犹豫不决。

身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与政治委员，他握有最终的决策权，对西路军的行动决策，具有决定性的“拍板”之力。

同志精神状态不佳。

缘由在于，他于红四方面军南征途中，曾一度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表示支持。然而，随着共产国际对张国焘主张的否认，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背负着沉重的负担，难以释怀。

他曾向我流露过：

南征之举，共产国际对于四方面军的战略考量必然有所不同。鉴于四方面军未来的发展，今后我们应当坚定地遵循共产国际以及党中央的指导方针。

陈昌浩同志愿意纠正确误，紧跟中央的步伐，其态度值得肯定。然而，作为一名党的资深干部，他绝不容许个人利益或山头主义情绪的任何掺入。

党内矛盾在所难免，谁又能始终保持无误？若有所失，自然应进行反思与纠正，继续投入工作之中。无需急于辩白，急于洗清，不应从一个错误立场迅速转向另一个。

在西路军时期，陈昌浩始终以紧随中央、复归正确道路为己任，对上级的指令视若圣旨，恪守不渝，不敢有丝毫逾矩，近乎达到了全然盲从上级的极端程度。

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究竟如何，战场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哪些不切实际的指令应当上报给上级，哪些关乎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关键问题需要果断决断，这些问题都被我们暂时抛诸脑后。

这两次争执便生动地印证了这一道理：他不仅未能深刻反思自身，反而企图对我发起所谓的“斗争”。这一行径导致了西路军错失战机，陷入自设的牢笼，步步陷入被动，直至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身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及西路军总指挥，我虽曾向领导及陈昌浩表达过不同看法，心中却难免有所顾虑。尤其在遭受中央的批评之际，我心情沉重，不愿多言，行动也变得拘谨，这一经历教训尤为深刻。

西路军的溃败，恰逢西安事变后的错综复杂历史节点。这场失败，正是蒋介石借助和谈之机，施展两面派手段，趁机加紧削弱红军实力的结果。

马步芳、马步青

事实业已证明，期望通过谈判途径，让蒋介石限制二马的行为，以保全西路军，实属不切实际。革命力量的生存与成长，唯有立足于自我依托与人民支持这一根本基点。

“反动势力对待人民民主势力的立场，是铁定要予以铲除者，即便一时无法彻底消灭，也会暗中蓄力，以待时机，必欲将其翦除。”此乃不容置疑的真理，其背后是阶级斗争的铁律所致。

“青山虽可遮目，却挡不住江水东流不息”。西路军的失利，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阶段遭遇的一次重大挫败，但鉴于党的总体战略方向正确无误，我们党终能跨越重重难关，迎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篇章。

浩荡的历史长河势不可挡。在伟大斗争时代的曙光中，一抹新的光辉正跃然于东方的地平线上。

在民族革命的烽火中，中国共产党与它所率领的英勇红军将经历更加严峻的锻炼与考验。他们将引领全国人民，奋力击败日本侵略者，彻底解放我们的祖国。

西路军延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