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草地分兵，顶撞张国焘的3位军团高干，后来怎样了？

1935年草地分兵，面对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的董振堂、陈伯钧、曾日三这三位高级干部，选择了当面顶撞。

那么，在这次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之后，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后来究竟怎样了？

01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在四川懋功会师了。

这本来是件大喜事。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一路打到四川，剩下不到三万人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枪多人多粮多。两军会师，力量大增啊。

可会师没几天，问题就来了。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方针。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个方针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同意，张国焘当时也举手赞成了。

会后，张国焘的态度变了。他借口给养困难、敌情严重，拖着不执行北上命令。还提出要“统一指挥”、“解决组织问题”，其实就是要争权。中央为了团结，7月18日任命他当红军总政治委员，可他还是不满意。

7月21日，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他表面上同意北上，把红四方面军开到毛儿盖集中。可心里头，他根本不想去。

两军混编后，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红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这些原本跟着中央一路长征的干部，现在被编入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

8月初，红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包括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在内。

右路军8月下旬就走出了草地，到了班佑、巴西一带。可左路军到了阿坝，张国焘就不走了。

他说嘎曲河水涨了，过不去。朱德亲自去看，派警卫员下河探水深，发现完全能过。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还给中央发电报，说要南下，要右路军也回头。

9月9日，中央忍无可忍，为避免红军内部冲突，率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了。

张国焘知道后，气得跳脚。他在阿坝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他开始对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北上的人施压，骂他们是“老糊涂”、“老右倾”。

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的干部们，这时候开始面临选择了。董振堂、陈伯钧、曾日三这三位，即将迎来他们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02

董振堂心里很清楚，张国焘这是在搞分裂。

他是红五军军团长，1931年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在宁都起义中带着一万七千多人参加红军。这几年跟着中央南征北战，对党的感情深得很。

长征路上，红五军团一直当后卫，被称为“铁流后卫”、“铁屁股”。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哪次不是红五军团殿后？董振堂跟陈伯钧、曾日三配合得很好，一次次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突围。

现在张国焘要他们跟着南下，董振堂怎么可能同意？

陈伯钧更明确。他是老井冈山的人，参加过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虽然后来在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可他心里一直向着中央。

9月7日，陈伯钧在阿坝听说一、四方面军闹矛盾，当天日记里写：“深为愤慨，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第二天，陈伯钧找到张国焘，当面劝他赶紧北上，不能“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张国焘敷衍他，拿各种理由推托。陈伯钧急了，又找朱德反映情况。

张国焘身边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他，张国焘记恨上了陈伯钧。9月中旬，张国焘把陈伯钧从红五军参谋长的位置上调走，让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还在干部会上批斗他，说他“思想动摇”、“不服从指挥”。

陈伯钧在日记里写：“受辱之日。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只有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使共产党人折服。”

有人事后说，陈伯钧当时差点被张国焘“当场击毙”。幸亏有人劝住了，才保住一条命。

曾日三的态度也很坚决。他是红五军的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来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这人是湖南宜章人，1928年跟朱德一起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的。

曾日三跟张国焘在红五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吵了起来，当场拍桌子反对南下。他说：“北上才是出路，南下是死路!”

张国焘脸都气绿了。会后，他把曾日三调到红九军当政治部主任，算是降了职。

红五军团还有个电台，能收到陕北的消息。曾日三把红一方面军走出草地、攻克腊子口、到达陕北的消息悄悄告诉大家，鼓舞士气。张国焘知道后，直接没收了电台密码。

有指战员气愤地说要跟张国焘对着干，曾日三反而劝大家冷静，说要顾全大局，要相信朱德他们会处理好。

可红九军团的情况不太一样。

罗炳辉、何长工这两个人，在这次分裂中选择了支持张国焘南下。

03

罗炳辉是个传奇人物。

他原本在滇军当兵，从普通士兵干到营长，打过护国战争、北伐战争。1929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在赣西武装起义中立了大功，当上红九军团军团长。

这人打仗很勇猛，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的主角罗霄，原型就是他。

可在草地分兵这事上，罗炳辉站到了张国焘一边。

据史料记载，罗炳辉不但公开支持南下，还把别人写给朱德的纸条交给了张国焘。这下可捅了篓子。

张国焘拿着纸条大发雷霆，找那个写纸条的人谈话。当时在场的王树声气得不行，指着那人骂：“见到张总政委为啥不敬礼?为啥要反对张主席?”说着说着，王树声抬手就给了那人一个耳光，还拔出手枪顶在他脑门上。

幸亏朱德在场，示意那人先出去，这事才没闹大。

何长工也一样，他是红九军团政委，在卓木碉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张国焘。

李卓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是红五军政委，原本红五军团政委。这人在草地分兵时的表现，让很多人失望。

04

1935年10月5日晚上，卓木碉。

这个地方在今天四川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当时叫卓木碉，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村里有座白喇嘛寺，寺里有个大殿。

张国焘在这里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四五十人。

会议一开始，张国焘就开炮了。他攻击中央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是“分裂红军的罪魁祸首”。他说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

然后他提出，要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朱德、刘伯承当场反对。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啊!”

刘伯承也坚决反对另立中央，说这是分裂党和红军。

董振堂站起来，直接顶撞张国焘：“南下没有出路!我们应该听中央的，北上抗日!”

张国焘身边的李特、黄超几个人跳起来骂董振堂：“你个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有人甚至骂朱德是“老乌龟”，让他“滚”。朱德沉着脸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

气氛一度很紧张，几个跟着张国焘的人对朱德、董振堂、刘伯承轮番围攻。

可张国焘人多势众啊。会场上大部分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他们支持张国焘。还有些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这时候也站出来表态支持南下。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还挺有“工作方法”的，他先指定“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个人的表态很有导向性，把会议气氛推向高潮。

徐向前没说这人是谁，但当时跟红四方面军在一起的原红一方面军“军干部”，就那么几个——红五军的董振堂、李卓然，红三十二军的罗炳辉、何长工。

董振堂明确反对南下，那发言支持张国焘的，只能是其他三位中的某一位或某几位了。

张国焘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他任命自己为“中共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还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这个决议里，董振堂被列为“中革军委委员”，可他根本不同意。朱德被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也坚决不承认。

会议开了几个小时，一直到深夜才散。

董振堂走出喇嘛寺，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心里沉重得很。他知道，红军从此分裂了。

曾日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虽然被降了职，可还是坚持北上的立场。会后，他私下里跟信得过的同志说：“咱们不能跟着张国焘走，早晚得想办法回到中央去。”

可要回中央，谈何容易啊。

05

卓木碉会议后，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于10月7日下达南下命令。

红五军、红三十二军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开始第二次过草地南下。这次比第一次过草地还要艰苦，因为已经是深秋了，草地上更冷，粮食更少。

很多红军指战员就这么倒在草地上，再也没起来。

南下后，红军开始打绥崇丹懋战役、天芦名雅邛大战役。战役初期还算顺利，占领了一些地方。

可好景不长。川军这次拼了命了，刘湘下了死命令：官兵有违令者，排长以下由连长枪决，连长由营长枪决，一直往上推到师长由总指挥枪决。

这命令一下，川军跟红军作战时完全变了样，每次都是死战不退。

1936年初，红军在百丈镇打了一仗，打得特别惨烈。红军伤亡近万人，川军也伤亡一万五千多人。

这一仗之后，蒋介石又把薛岳的六个师十万人从贵州调到川西。红军处境越来越艰难。

到1936年2月，张国焘被迫向甘孜、炉霍方向撤退。这时候，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的部队比南下前减员过半。

很多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了。有人私下说：“要是当初听中央的北上多好啊。”

董振堂心里更是憋屈。他一直反对南下，可还是被裹挟着走了这么远。现在部队损失这么大，他心疼得不行。

曾日三也在想办法联系陕北。他知道红一方面军已经到陕北站稳脚跟了，想带着部队北上归队。

1936年6月，张国焘在各方面压力下，终于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

可对红五军、红三十二军来说，苦难还没结束。

会师后不久，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两万一千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董振堂的红五军是西路军的主力之一，曾日三也在西路军里，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是红九军代政治委员。

1937年1月，西路军在甘肃高台遭到马家军围攻。董振堂率红五军死守高台，苦战九天九夜。

1月20日，高台失守。董振堂在最后时刻举枪自尽，壮烈牺牲，年仅42岁。毛泽东后来说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曾日三继续率部突围，转战祁连山区。1937年4月27日，他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担任阻击任务，最后被俘，英勇就义，时年33岁。

陈伯钧的遭遇则不同。1936年2月后，他复出任红四军参谋长。7月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曾亲笔致信慰问。陈伯钧后来成为开国上将，1974年在北京病逝。

至于当时支持张国焘南下的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等人，后来也经历了不同的道路：李卓然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延安，建国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罗炳辉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战功，1946年病逝；何长工建国后任地质部副部长等职。

这就是1935年草地分兵时，那三位顶撞张国焘的军团高干，后来的人生故事。董振堂血洒河西，曾日三英勇就义，陈伯钧历经磨难后见证胜利。他们的选择，最终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史实来源说明

本文史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红军长征史》《陈伯钧日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等权威党史军史资料,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