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公开！毛泽东庐山绝密脱稿讲话实录

一是正确无误的；二是基本正确或稍显偏差的；三是基本错误或不正确的。这两端是对立的，正确与错误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好坏，我们都应当倾听。

当前，党内和党外都弥漫着一种不安的风气。右翼势力提出，秦始皇之所以覆灭，是因为修建了长城。如今，我们对于天安门的改造也是一团糟，似乎国家即将面临崩溃。关于党内的一些看法，我尚未全部审阅，但主要集中在江西党校的反应上，这一现象在各地均有发生。江西省长邵式平，你无需过度紧张，你们提交的材料相当出色，今日便可付印。所有右翼的言论都已经收录，包括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观点。江西党校是党内意见的缩影，这些人虽非右派，但有可能转变为动摇分子。他们因观点不全、情绪激动，通过适当的工作是可以转变的。有些人历史上曾受过批评，如广东军区的某些材料，反映出一部分人对形势的混乱看法。这些言论通常是在私下讨论的。这次我们采取了会内会外的结合方式，遗憾的是庐山场地有限，无法容纳所有人。例如，江西党校的人员、罗隆基、陈铭枢等人，都希望邀请他们，但场地实在太小了。

畅所欲言，哪怕言语杂乱无章，也无妨，反而越是这样越值得倾听。如同反右运动时期所提倡的，我们要坚定立场，无论面对一个月、两个月，还是半年、一年，乃至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要坚守。许多同志提出“持久战”的策略，我对此表示赞同，这样的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占多数。各位在座的，你们都有耳朵，那就请好好听一听。虽然可能有些难听，但只要换个角度想，也就不难听了。为何鼓励大家发言？原因在于我国不会陷入困境，天也不会塌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底气十足。那些无法忍受批评之声的人，他们的底气可能并不足。如果你真正底气十足，为何会无法承受恶言？我们多数派成员的腰杆子必须挺直。为何不挺直？无非是因为某个时期猪肉、发卡、肥皂等物资短缺，造成供需比例失衡，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方面紧张，人心也随之紧张。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紧张的。我也有紧张的时候，但说实话，那只是暂时的。到了下半夜，吃一片安眠药，一切就都平静了。

我们暂时与群众有所疏离，但这只是短暂的，大约两三个月或春节前后，群众依然坚定地支持我们。目前，群众与我们的联系十分紧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我赞同同志们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公社运动。我在遂平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达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数千人参观，十天可达三万人，三个月累计超过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等地也有大量人前往参观。除西藏外，其他地区都有人前来学习，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级干部。他们的目的是：河南和河北人民创造了真理，实现了罗斯福所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尽管生活依然贫困，但他们渴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开始实践共产主义，他们自然想要亲眼见证。对于这种热情，我们怎能简单地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狂热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待。虽然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但主要还是出于对更多、更快生活的渴望，至于节省问题在当时并不被考虑。总的来说，是追求速度。这种分析是否准确？三个月内，三个地方吸引了三十万人次的朝圣者，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怎能一味地泼冷水呢？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实际情况复杂，我们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有序推进。吃肉也要一口一口地吃，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即使吃上三年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认为他十年内也不会胖，总司令和我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变得胖起来的。这些干部领导着几亿人民，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包括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还有百分之四十的人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积极参与公社、食堂、大协作和大规模耕作。他们愿意这样做，怎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呢？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而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随大流的人占了多数，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不积极。总的来说，百分之七十的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表现出了热情，他们愿意投身其中。

临近春节，已过两个多月，情绪发生了转变。下乡的干部不再多言，面对地瓜和稀饭时面无表情，这是由于“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影响。对于“共产风”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其中包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主要涉及县、社两级干部，尤其是公社干部，这种风气对大队和小队不利，群众并不欢迎。我们通过说服，迅速纠正了这一问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今年的三、四月间成功压制了这股风，退回了应退的财物，清算了社与队的账目，队与群众的账目也在部分地区得到了清算。这个月的算账教育成效显著，让大家在极短的时间内明白了平均主义的不合理性。目前，大多数人已经转变观念，只有少数人仍然留恋“共产”观念。我们不禁要问，何处能找到这样的学校或短期培训，让几亿人和几百万干部都得到教育？我们不能随意拿走他人的东西。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规矩，未来也不会有。只有青红帮等非法组织才会无代价地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历史上，宋江劫取的是不义之财，而我们取回的是属于农民的合法财产。现在刮“共产风”，剥夺生产大队和小队的财物，这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也有处理方法：征购、挤垮、赎买。我们怎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在短短一个月内，我们就成功息止了这股风，这证明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在今年三、四月或五月，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都得到了教育，理解了问题，干部们也开始明白，这些财物并非不义之财，而是应该属于大家的。他们中许多人并未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如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我们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挤出时间读书，提高政治经济学水平。即使是不识字的干部，也可以通过听讲来理解。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中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一位没有太多学问的人，虽然我没有看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略知一二，也是为了能在讨论中有所发言。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至今未变。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倾听，即使需要硬着头皮去面对。我劝告同志们要耐心听，你们是否赞同，那是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不赞同，那么可能是我犯了错误。如果真的犯了错误，我会进行自我批评，再次改进；如果错误是假象，那便是你们的事情了。如果你们将假象说成真，本来没有错误，那你们就直言不讳吧。

在当前紧迫时刻，我呼吁各位同志保持坚定，不要轻易动摇。据我所见，确实存在一些同志在此时此刻表现出动摇。尽管他们也认同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正确性，但在具体立场和表述上却有所保留。这类同志属于我所说的四种人中的第二种，即“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类型，他们中的一些人显露出动摇迹象。这四种人分别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则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面对历史的汹涌波涛缺乏坚定。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如今，我们坚持的是一条总路线。在风浪中，有些同志显得不够稳固，如同扭秧歌一般。蒋帮曾称我们为秧歌王朝，这些同志虽然忧虑重重，但心中怀揣着改善国家的愿望，这是值得肯定的。至于他们的阶级属性，目前暂不讨论。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曾提及，对于1956年和1957年的动摇现象，我不赞同对动摇分子进行帽子化的批评，而是将其视为思想方法问题。既不将其归咎于小资产阶级，也不归咎于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讨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那么反冒进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狂热？资产阶级通常并不狂热，而是表现出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们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右派并不追求社会主义；而他们虽然追求社会主义，但缺乏经验，稍有风吹草动便以为冒犯了原则，从而产生反冒进的倾向。（此时，我转向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总理）总理，您那次反冒进，现在立场坚定了，干劲十足，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因为吸取了那次教训，我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稳脚跟。那次批周、陈的人，虽然有一部分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这种变化并不深刻，但确实存在。他们就是不再提冒进了。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讲反冒进，但其中却隐含着反冒进的意味，例如“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前面，这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现在要给他们戴高帽子，这次可以称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或者降一级，称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这属于右倾性质，通常是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产生的右倾思想。

一个高级社（现称生产队）若出现一条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便会有七十几万条错误。若将这些错误一一登报，恐怕一年都登不完。如此一来，国家将面临何种后果？即便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人民也会发动革命，将我们这些人全部推翻。若创办一份专门刊登负面消息的报纸，即使不是一年，一个星期内也会倒闭，因为人们将失去工作热情。马克思曾言，即便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文明也将面临毁灭。若连续刊登七十万条负面新闻，那国家岂能不亡？我们无需等到美国或蒋介石的入侵，国家就已注定灭亡。因为这样的国家已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章伯钧的设计院。当然，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认同这种观点，我只是在夸张表达。若十件事中有九件是错误的，并且都公之于众，那么国家必将灭亡。届时，我将离开，前往农村，领导农民推翻政府。如果解放军不支持我，我将寻找红军，重新组建解放军。我相信解放军会站在我这一边。

我提醒一些同志，在讲话的导向上需格外留意。就内容而言，我认为总体上是正确的，但部分内容尚显不妥。列宁曾言，欲使他人坚定，自身须先坚定；欲使他人不摇摆，自身亦需坚定不动摇。这无疑是一记深刻的教训。就我所观察，这些同志目前并不属于右派，而是处于中间立场；他们亦非真正的左派。我所说的左派，是指不带引号的左派，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强调的方向，是由于某些同志遭遇挫折，遭受重创，忧虑重重，难以立足，进而动摇，从而站到了中间立场。至于他们究竟偏向左或右，还需进一步分析，我目前尚未完全明了。他们重蹈了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覆辙，犯了错误。他们虽非右派，却将自己推到了右派的边缘。我曾指出，你们已经将自己置于离右派仅有三十公里的距离，几乎就是三十公里，因为右派自然会欢迎这种观点，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仅剩三十公里。这类同志采取的边缘策略，相当危险。我曾在公众场合发表这些言论，虽言辞尖锐，但考虑到对同志们的负面影响，我决定暂时不再提及。这对他们并无益处。

在原有题目基础上，新增一道关于团结的题目，使得题目总数达到十九个。这一题目特别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包括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以及党的团结。关于是否应该讲述这一内容，我认为虽然存在争议，但最终还是应该进行阐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应当鼓励两个层面的人都倾听他人的意见。因此，我的立场是，一方面要积极发言，另一方面也要倾听他人的声音。为何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发言，而其他人则不行？我建议大家不必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应该坚定立场。同样，我也不会急于发言，而是会坚守原则。至于为何现在不再坚持原则，那是因为已经持续了二十天，会议即将结束，所以我决定延长至月底。回顾历史，马歇尔曾八次上庐山，蒋介石也曾三次上庐山，我们为何不能效仿他们的做法，也有这样的权利呢？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诸多变故让人始料未及。过去不是有“党不管党”的说法吗？计委本应是负责计划的机构，如今却对计划视而不见。至于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若在一个时期内忽视计划，便是忽视了整体平衡。未曾想到的是，比例这一原则也被摒弃。对此，地方或许可以谅解，但计委和中央各部委，长达十年，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突然放松了对计划的管理，所谓的计划指标，实则等同于无视计划。所谓不管理计划，便是忽视综合平衡，不去计算所需的煤炭、钢铁、运输能力。煤炭和钢铁不能自行移动，需依靠运输工具。这一点确实出乎意料。像我这样的人，包括总理、少奇同志，都未曾真正管理过，或者只是略有涉及。我并非自我辩解，我并非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之前，我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对于建设方面并没有深入探讨，也缺乏了解，完全是门外汉。在西楼时期，我曾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实际上并无领导，何来英明之说？

浏览了众多讨论与发言，我们深知铁块仍需炼制，虽难免存在些许浪费，但我们的目标在于提升品质、降低成本、减少硫含量，为打造优质的铁材而不懈努力。共产党员拥有一项策略，即“抓”。共产主义者的双手，一旦抓住，便能迅速推动事物发展。钢铁产业需加以关注；农林牧渔、粮食、棉花、油料、麻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项，农业领域有十二项工作需着力。我们要实现综合平衡，不能让每个县都按照同一模式发展，有的地方不适宜种植茶叶，也不宜种植甘蔗，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不能在回民地区进行猪肉交易。党的管理若不力，计委对计划与综合平衡亦疏于管理，根本不急于解决。然而，总理却心急如焚。没有一股热情和活力，是无法把事情做好的。李逵虽然急躁，但列宁的激情与热情却能够感染群众，这是非常好的，群众对此也表示热烈欢迎。

直言不讳，若言辞犹豫，实因心中诸多顾虑。然此等顾虑，亟需改变，言出必行。月初时顾虑重重，今已释怀，畅所欲言，以文字为证，言辞虽无物证，但此为凭证。直言无讳，唯恐被误解。我曾于成都会议中强调，勿惧穿小鞋之嫌。穿小鞋又何惧哉？更有甚者，我曾言，不必畏惧坐牢、杀头，更不必担心被开除党籍。身为共产党员、高级干部，诸多顾虑实属正常。恐言辞不妥而遭受打击，此乃明哲保身，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今日，我欲直言，即便言辞可能招致祸端。有人不悦，一则因不愿听闻逆耳之言，一则因方向有误。若不赞同，请直言以对。若不言，则为你们之责。我曾言，主席亦非不可被驳，实则众口一词，但未指名道姓。江西党校之意见，针对何人？始作俑者，难道无后乎？我有两罪：其一，为一千零七万吨钢之决策，我虽提出建议，但九千万人参与，补贴四十亿，实属“得不偿失”；其二，人民公社，虽非我发明，但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亦是我所建议撰写。在河南调查时，我发现了碴岈山之典型，如获至宝。有人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或许有一点，否则为何如获至宝，欲登《红旗》杂志？在山东，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答“好”，遂登报。无妨，登与不登，我在北戴河已提议作决议。小资产阶级狂热或许有一点，若得你们赞同，亦当分担责任。始作俑者是我，无法推卸。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说，张飞粗中有细，他自称粗中无细，我亦自称张飞，粗中有细。公社我言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过程，当然，现在看来，过程可能过于短暂，我预计需两个五年计划。进入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需延长至二十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需时如此之久？还是无需如此之久？

依靠本国的农民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依赖农民的力量。在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曾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的立场是否相似？季诺维也夫后来被开除党籍，甚至被处决。马克思是否也应受到惩罚？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马克思改变了立场，尽管他预计它将失败。他认识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哪怕持续时间短暂。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样做并不划算。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以及1927年大革命后的种种挫折。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重蹈1927年的覆辙？是否会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的人数缩减到十分之一或更少？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大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们无一例外地表示有所收获，并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都失败了？我认为也不能这么说。大部分并没有失败，只有一部分失败了。尽管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付出了更多的劳力、花费了更多的资金，甚至刮起了一次“共产风”，但全国人民从中得到了教育，意识清醒了。现在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会去读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我就没有读过。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虽然读了一遍，但毫无收获。当时我们忙于革命，谁会去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开始读了两遍，就开始讲学，就有了讲学的资格，尽管只是在火车上匆匆读过两遍，我只讲了两个章节，并没有造谣。现在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否则我们的事业无法发展、巩固和前进。

柯曾于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上作报告，提出多快好省、十五年赶超英国等口号，深受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产量，你欲达六百万吨，我则追求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亦认为可行。由此引发大祸，九千万人投入其中。始作俑者是我，应受绝后之罚。补贴四十亿，发展小土群、小洋群，所谓“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说法，均由此而来。我劝各位同志，若有责任，请一一分析，不必夸大，也不必缩小，坦诚相待。无非是排泄而已，有屎拉出，有屁放出，身心方能舒畅。今日不再多言，因需休息。若继续开会，自便，我则不再参与。言谈已近两小时，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