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王洪文秘书视野里的徐景贤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徐景贤凭借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显赫地位，一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及文革的终结，徐景贤同样未能幸免于难，被逮捕并监禁入狱。

在这波诡云谲的十年间，徐景贤遭遇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坎坷，而他在走出牢狱后，又是如何勇敢地迎接崭新生活的？徐景贤的生前挚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在徐景贤离世之时，挥笔撰写了《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一文，深情地回顾了徐景贤跌宕起伏的后半生。全文如下。

一

门外，三两行人陆续步入，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内，早已被黑压压的人群所填满。哀伤的音乐低沉而缓慢地弥漫在空气中。我紧随人群，身不由己地踏着沉重而静谧的步伐，缓缓前行，朝着被玻璃器具所环绕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走去。

你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74载春秋，轻轻一挥衣袖，便悄然离去。四周寂静无声，既无喧哗的媒体报道，亦无繁花似锦的灵堂布置。你的离去，宛如一片悠然飘散的白云，随风远去。你的一生，淡泊名利，未曾想过要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未曾留下只言片语。你的遗体，也无私地捐献给了社会。

在我质疑你关于遗体捐赠的决定时，你嘴角上扬，语气轻松地回应：萧木，假若我先你一步离去，那么我所呈现给你的，便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医学研究机构的科研样本。细细品味，这不正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吗？

徐老先生，此刻我注视着你提及的“标本”，心中不禁涌起泪意。我深知，这选择是你心甘情愿做出的。在遗体捐赠申请表中，有几项需要捐献者在“是”或“否”之间做出选择。“是否保留遗体部分？”你选择了“否”。“是否保留骨灰？”同样地，你选择了“否”。“遗体捐赠是否保密？”你再次选择了“否”。直至最后一项：“是否保留遗发作为纪念？”你稍作迟疑后，最终决定选择“是”。

迈入五十岁，我便已“尘满面，鬓如霜”，而你却仍保持着乌黑的发丝，不禁让我心生羡慕。你言及，这或许归功于遗传基因的力量。我记得我父亲直到七十岁后，鬓边才渐渐出现些许银丝。事实上，头发的颜色并不等同于一个人的年龄。

我领悟了。在你划下那最后一个勾号的那一刻，心中想必浮现出你一直深切缅怀的父亲——那位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同时，你也在思考着你的女儿们和那两个可爱的小外孙。你希望他们能够永远铭记，他们曾拥有一个，即便不细瞧，仍能称得上满头乌发的父亲和外公。

然而，老徐，您在我心中留下的最初印象，显得比今日年轻许多，头发也更加乌黑亮泽。当时，您剪着一款流行的“一边倒”发型，发丝从前额垂落，几乎触及眉梢，乌黑而闪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初次相逢，理应追溯至1961年的春末夏初。

“你就是萧木同志吗？真是让您久等了！”……

我向他陈述了我的意图，他即刻应允。随后，在电梯口的那间简陋的小屋里，尽管连一杯白开水都无从寻觅，我们却就共同钟爱的文学话题展开了如沐春风般的深入交谈。他那温文尔雅的气质、锐利的洞察力以及谦和有礼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令我惊讶的是，第二天中午，他不仅已经完成了评论稿，而且还亲自将稿件送到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的背影，在挥手的瞬间渐行渐远，那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的我们，不过二十余岁。老徐，作为我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一位，他不仅满腹诗书，更兼具政治洞察力，革命热情洋溢；然而，他的激情藏而不露，并非那种外露锋利、咄咄逼人的类型，唯有深入交往，方能深切体会。

他自幼生于世家，自少年时期便涉足革命，后来更投身其中。这使得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他能够游刃有余，处事从容。相较之下，我生性拘谨，稚嫩且不擅交际，因此我对老徐的成熟深感敬佩，尤其对他那飘逸自如的风度心生羡慕。即便后来得知他与我的年龄相仿，我却始终将他视为“同年大哥”。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行事风格、为人处世都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夸夸其谈，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的喜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他总是像兄长般关怀我，这份情谊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

约在1962年的夏秋之际，我在《上海文学》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后来听闻在作协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有人认为作者是在对大跃进进行抹黑，甚至提议要公开发表批判的会议纪要。当时，我本意是想歌颂大跃进，并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并认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未来的斗争至关重要。然而，竟有人指责我在抹黑，这让我既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又变得异常紧张，以至于连作协的通知召开会议，我也不敢再出席。

数月之后，我在《上海文学》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探索》的深入评论，尽管其中也指出了若干不足，但总体而言，尤其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文章对《探索》给予了热烈的评价和充分的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振奋。该评论的作者正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在内部逐步传达开来，我迫切地想要与时代保持同步，因此，我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那些过去难以激发我兴趣的马列理论，有时甚至是不加甄别地生吞活剥。与此同时，听闻老徐加入了石西民主持的位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写作班，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着手撰写“反修”文章。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联系稀少，但我对《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仔细阅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文章，因为我深知这些文字多半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过他润色的。

随后，便是《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与文革的爆发。老徐起初成为了市委文革小组的一员，随后又担任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书的代笔人。此后，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于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高呼“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声响彻云端。那些秀才们亦纷纷加入反抗的行列，组建了一个秘密团体。“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们不敢公然宣称司令部的名号，而是羞涩地将其称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以满腔的热忱和极大的勇气，主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之中，立志接受一场彻底的“脱胎换骨”式改造。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的相继倒台，我这个编委便成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身为当权派往往面临着种种责难，应对起来颇为棘手。因此，我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夜晚，当我在余庆路机关食堂目睹了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批斗场面时，恐惧袭来，我内心的改造决心开始动摇，于是趁机逃离。对于逃往何方，我心中并无明确计划，于是在街头徘徊了一整夜，最终昏昏沉沉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集中的静安公园。那里彻夜灯火辉煌，人来人往，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能够正面展现这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地构思着小说的框架，沉浸其中，以至于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或许不过三两天的时间，我便深感此非长久之计。天色渐暗，似有雪花将至。恰逢在公园门口偶遇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党刊造反派头目，遂恳请他代为传达，告知老徐我欲前往他处“避难”。

回音传来，夜幕低垂之际，我轻敲了位于武康路2号的机关联络站那扇宽大而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似乎正热议着些什么的大厅，我目睹了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抽身而出，疾步向我走来。那情景，宛如多少年后他自己所述说的那般。《十年一梦》正如文中所述：“我取下头上的那顶哥萨克风格的皮帽，敞开那件中式对襟棉袄。热气腾腾的头发间，我情绪高昂地发表了一番演说……”然而，这一次，我的听众仅你一人：萧木啊，你为何直到如今才选择反抗？我一直在此等候你的觉醒。然而，革命并无早晚之分，只要你站出来反抗，便已足够！

“你就安心地待在这里吧，保证你的安全，吃喝不愁，书籍资源也是应有尽有！”——此时，老徐又重拾了我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形象。

随着漫天飘洒的雪花即将将1966年送行，上海城陷入了一片混乱。老徐往来穿梭，步履匆匆，日夜兼程，而我却独自一人躲在小屋内，悠然自得地翻阅书籍和报纸（后来有人告诉我，曾有一派党刊的人试图上门捉拿我，幸得老徐阻拦，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既因自己未能跟上形势而深感愧疚与焦虑，又因老徐能引领革命的新潮流而心生钦佩与喜悦。然而，对于这位原本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心中不免有些难以置信。

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原先，老徐是在接到了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数次电话指示后，方才起而造反。因此，他常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讽为“奉命造反”。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经过写作班中几位才子的多次“炮轰”和反复修订，才最终成形，他们认为他的初稿缺乏足够的“造反精神”。

我并非意图为那位已故的老徐进行辩解，而是希望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当时，“造反精神”的缺失被视为一种耻辱，而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实则出于一片赤诚，用那时的用语，便是所谓的“助力同袍”。

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中，前排右一的位置坐着成员萧木。

“你什么都不必做，只需负责搜集传单和各种小报即可，这对未来你的小说创作或许会有所裨益。”

惊喜之余，我干脆将行李一并搬至此处。白天，我抓住一切时机搜集资料；夜晚，则整理、登记，不到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小报已尽数装满。市革会、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力荐我加入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一生的挚爱，加之周围有诸多书籍可供研读，尽管工作繁忙，常常夜以继日，内心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充实与愉悦。然而，随后的老徐，尽管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仍可见他激情洋溢的演讲，见到他振臂高呼，台下众人响应的情景，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并不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的三层。大院内的住宅区草坪畔，停放着几辆专属几位市委和市革会领导，诸如马天水、徐景贤等前辈以及几位晚辈的黑色轿车。透过窗口，我能目睹他们出入车门，对此，我既不了解，也无心关注他们忙碌于何事。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在权力上角逐的传闻，但我对此并不关心，也从不去探究详情。然而，我注意到，老徐不再是我心中那位飘逸自如的形象，他的外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的体型突然膨胀，常身着一件鼓胀的蓝布棉大衣，这种常用于值班的工作服，让他的身影显得愈发臃肿，步伐也显得拖沓，背部的轮廓也微显隆起。我可以想象，他所承受的压力必定不轻。

某日，他偶然造访我们的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与工作近况，他仅以八字作答：“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突如其来的回答，让我瞬间联想到他多年前赠予我的那本报告文学集，那是一部诞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佳作。《生命似火》在《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这篇文章中，作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湖中心，船民们被冰雪所困，湖面之冰无法承载单人直立行走的重量。为了将食物送达，岸上的人们不得不手持一根粗大的竹竿，身体匍匐，一寸一尺地缓缓向前爬行。那种颤颤巍巍、步步维艰的姿态，与老徐此刻的心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不禁感到一丝深深的悲哀。

“是啊，不写的话，笔触会生疏的！”这时，老徐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胡适曾言，做了过河卒子，唯有拼命向前。我也是如此，恐怕想要回头，也已无路可寻了！”

这声感叹中，固然带着几分自得之色，却更多地渗透着无奈与忧郁。

“萧木啊，你在政治上总是过于单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却不宜言说。”

言下之意，便是你们可以先行行动，事后再来汇报。后来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一听便心领神会。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相继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回想起往昔，大约是1970年9月的某个星期天午后，蕴芳大姐特意派她的女儿前来唤我至家中，提及父亲有要事商议，并特别叮嘱一句：“中午不要去食堂用餐。”我自小便素食，加之有挑食的恶习，每逢赴宴总给东家添不少困扰，于是急忙前往食堂购置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咬，心想“已进食”便有了婉拒午宴的借口。然而，终究难以推脱。餐桌上虽仅是家常的配料，但蕴芳大姐却能巧妙地将菜肴做得精致可口，桌上还摆放着三只红彤彤的大闸蟹。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老徐引见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来客：熟悉之处在于我曾屡见不鲜，陌生之处在于我们首次面对面坐下交谈。此人便是王洪文。

徐老先生，以其严谨的文风著称，在向王洪文同志介绍时，如此说道：这是萧木同志，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他曾经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领会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要点。首先，他特别提及我曾身为工人，意在拉近我与王洪文的距离，以便于我更容易被他所接纳。据此推断，第二点可能是，我可能将面临一项与王洪文有关的未知任务。第三点则是，这两位在传闻中屡有摩擦的市委和市革会领导人，似乎基于某种原因产生了联合的意向，而老徐率先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

末节令我欣慰，而前两项却引发了我诸多疑问，令我心中充满不安。

盛情难却，我无奈地又享用了一顿午餐。当时那碗珍贵的红豆米饭真是让人垂涎，每一口都充满了香气。老徐一边细细品尝着米饭，一边分享他的养生心得：吃米饭，关键在于细嚼慢咽。慢慢地咀嚼，等到嚼出甜味时，再缓缓咽下，这样更有利于消化吸收。王洪文点头赞同，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感到十分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揭短说：别自欺欺人了！你这样早晚不定、冷热无常，早就胃病上身了，还谈什么细嚼慢咽呢！王洪文惊讶地侧过头问：你也有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是的，但还好不太严重。

用餐过后，老徐将王洪文与我引入内室，闭紧房门，随后他们表情凝重地向我简要述说了不久前在庐山举办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那场被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激烈斗争。这一幕令我深感震惊，亦使我领悟到王、徐之所以能够暂时携手共进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策划，意图首先揪出的对象便是张春桥，这无疑给王、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敌当前”，因此他们决定放下前嫌，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外界的挑战。

随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阐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核心内容，并转述了闭幕会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一点马列”的倡议。他接着表示，自己和王洪文已经商定，每天中午抽出两小时共同研读马列著作，决不更改。然而，他又担心有些内容难以理解，因此特地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辅导老师。我心中清楚，老徐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额外辅导。尽管他未曾明言，但我不难推测，他此举意在促使王洪文一同学习，故而用心良苦地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只有一个：逼迫自己多读书。

此后，这项学习活动确实坚如磐石，持之以恒。最初，参与者仅有徐、王二人，不久便吸引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仁加入。他们研读的，是据说经过毛主席亲自圈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杰出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共计三十部。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以及王秀珍等，共聚一堂。

那时，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仅仅因为我担任了这份业余的辅导教师，竟然使得三年之后，我接到了上调进京的命令。起初，我参与了筹备中的党章十大修改工作；十大会议闭幕，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自称，毛主席交托给他的主要职责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个理由将我留下了。自此，“雷打不动”地每天辅导他两个小时，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吴桂贤，继续共同研读三十本著作。

在这期间，我先后受命协助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起草了若干份简短文件，并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了一些他们交办的文字事务。此外，我还在《人民日报》担任了部分职务。

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并非因为察觉到王、张、江、姚等人有何“篡党夺权”的企图，而是因为“一仆多主”的困境，导致我很少再有机会专心自己的写作。

1970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隆重场合，毛泽东主席与徐景贤（居中）亲切握手。

同样，老徐亦似乎并未能事事顺遂，尤其是1974年春天发生的《朝霞》事件，给他留下了长久的愧疚。在此，我无意详述该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性质（注：欲了解该事件，可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撰写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仅想指出：这不过是文革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然而，即便它微不足道，却从基层到中央，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权力角力中的无奈与尴尬。

部分工人造反派成员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者所撰写的两篇小说中的一些特定字句进行过度解读，将其夸大其词。他们首先在基层单位中大肆进行抨击，随后向市委提交报告，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批判活动。这份报告递交至康办后，王秀珍和马天水已签署了同意意见，正等待着徐景贤对此作出回应。

鲜有人洞察老徐内心所经历的剧烈思想冲突，然而，他终究还是在纸上勾勒出了一个代表认可的圆圈。

通过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深切体会到了老徐对友情的珍视。这一点，从他于1968年秋季，在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时，为每个人细致入微地制定尽可能周到的安置方案便可一窥端倪。然而，他绘制的那个“O”符号，却在他与几位文友之间长期相互扶持的友谊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因为这个决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者的，便是他自1959年起结识的老友、《朝霞》杂志的具体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另外两位同样与他相识且深受他热情扶持的年轻作者。

陈冀德以及那两位青年作者不幸陷入了困境，如同身处四面楚歌之地。他们接连向我写信，倾诉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与险阻。

王洪文

此事件亦涉及王洪文，显而易见，他坚定地站在王秀珍一方。

在北京钓鱼台度过的那三年多光阴里，王洪文对我始终给予厚待，且极为尊重。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于秦城监狱病榻之上，他仍多次叮嘱妻子转达对我的问候，并希望我日后能客观公正地记录他的事迹。然而，在《朝霞》事件中，我情绪激动至极，甚至显得有些失控。我坚称《朝霞》是我负责的项目，稿件发布前我也已审阅，若要批评，请针对我本人，而非革命小将。他先是一愣，随即微笑，称这是误会，并指示手下不再追究此事。

此事件自起至终，不过历时半月有余。后因张春桥亲自介入，进行斡旋，风波迅速得以平息。

老徐深感痛苦。

外界看来或许易解：不过是为了那顶官帽而已。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体会到的，实则远比这更为繁复。他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那道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会留下的伤痕。

同年五月，我因公务返抵上海，遂抽空探望了老徐。相见的那一刻，他激动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诚挚地表达歉意：“萧木，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同样也对不起你。”我回应道，自己已与老朱、陈冀德有过交流，他们都表示理解，并未对你有所责怪。

他感慨道：“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内心的愧疚便愈发深沉。时光荏苒，多少年后，当徐、朱、陈以及我等数人历经世间沧桑，品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再次相聚时，‘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偶尔提及那个《朝霞》事件，彼此相视一笑，依旧沐浴在清风明月之中。然而，那一次，当我从老徐家步出，沿着康办大院的花坛小径行走，心头却笼罩着沉甸甸的阴霾。对于老徐，我既感到他的无奈，又对他怀有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常常想，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十有八九会遭遇一场悲剧。”

那时我未曾察觉，纵然我自诩无甚才华，却也身陷悲剧的漩涡，扮演了那不幸的角色！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那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春江潮》不幸被定性为“篡党夺权”的毒草，注定要承受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而我，则辗转于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以及秦城监狱之间，度过了五年半的时光。此后，我又在上海下放劳动了八个月。然而，命运突变，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并被押送至提篮桥监狱接受改造。

监房之前，是一条被称为“小阳台”的长宽适中的通道。当年，英国设计师或许为了通风之需，特意镶嵌了一方方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透过铁丝网相互遥望。在一次“小放风”之际，我走出监房，不经意间向下望去，只见一个犯人身姿伏低，正背对着我在用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然被置于一个装有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他用调羹舀饭，那饭碗便随之晃动，摇摆不止。此刻，我心中忽地闪过一个念头。

瞧他那顶熟悉的哥萨克风格破旧皮帽，我不由得立刻联想到了老徐！我尝试着用力咳嗽一声，果不其然，一张先是一愣，随即满含惊喜的脸庞缓缓抬起。多少年的生离死别，今日猝然相遇，却似乎隔着层薄纸。就在这一刹那，那层纸被猛然撕开，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令我终身难以忘怀。只见他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嘴巴张合两次，我立刻“听”出了他的心声：他在询问我“过得好吗”。我用力地点了点头，随之也模仿着他的动作，嘴巴张合两次。他对我点了点头，随后用调羹轻轻敲击面盆，向我展现出一抹轻松、天真，却又带有一丝滑稽的微笑。我明白，他这是在安慰我，让我不必为他胃病担忧，然而泪水仍是不由自主地涌上了眼眶。

春节过后，鉴于大队部希望那些对美术有所钟情的年轻罪犯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以便于日后自食其力，便决定让我与两位曾任职于中学的资深美术教师共同开办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则从各中队中精心挑选。由于培训不仅涉及课堂授课，还需进行个别辅导，我因此获得了在楼层之间、各个监房中自由穿梭的“特权”。正因如此，我与老徐得以频繁会面。

首次相遇之际，他正忙于拆解纱线。在当时，提篮桥监狱的普通囚犯都必须承担这项名为拆纱的劳动任务，并且每天都有一定的完成量。然而，对老徐来说，他享受了特殊待遇，甚至可以免除这项劳役。我好奇地问他为何还要拆纱，他笑着回应，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拆纱只是用来调节精神的一种方式，而且并未设定硬性指标。

我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道症状并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吃饭时需要分多次进行，过量进食会感到不适，闷胀。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无大碍，但寒冷天气下则需采取一种你熟悉的土方法来分食。那些负责倒热水的犯人对我颇为照顾，每次都会额外给我一勺热水来温热食物，这样吃饭会感觉舒服许多。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说我看起来有些疲惫。我告诉他这里的环境比秦城要好得多，只是夜晚仍然难以安眠。他提到听说中队里的学员私下里叫你“小老头”，说你总是面带忧愁。萧木，你得学会放下，彻底放下！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这样的生活不是挺好吗？

确实，在我心中，提篮桥的老徐，相较他担任领导时，显得轻松不少。岁月的沉淀让他更显清瘦，气质也变得豁达开朗，不再显得笨拙拖沓，那副疲态也早已不见。

随着刑期将至尾声，我与老徐重逢，这次相聚似乎承载着告别的意味。他还有超过九年的牢狱生涯待过。他对我表达了祝贺，而我依旧显得忧心忡忡。我们回忆起曾经共同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却未曾预料到现实生活的艰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即将出狱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理想层面的困扰，而是生存的基础——如何养家糊口：要养活一家老小，子女需要受教育，我该如何承担这些责任呢？

徐老表示，最低生活保障肯定还是有的，我们不妨秉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是我们的革命精神，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荣誉！

我必须指出，你的观点存在误解。贫穷光荣这一观念仅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是一种道德观念的体现。然而，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当“金钱至上”的观念盛行时，贫穷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已逐渐演变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默片刻，继而缓缓道：“我仍旧难以置信你的言辞。”

徐景贤与夫人

释放之后，我又被迫滞留在劳改工厂。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有限的业余时光里，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尽管我仅能勉强执笔，且所撰文稿和书籍内容均为古代历史，尽管我不断变换笔名，但仍多次被禁，四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依旧未能摆脱困境。老徐经过一段休整，先是读书，随后陆续写下一些回忆录，同样屡遭封禁，四处受阻。然而，他的态度比我更为从容不迫。我们偶尔相聚畅谈，话题总是围绕我们共同的文学爱好，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显而易见，他的豁达与淡泊，是在经历了人世间的起伏、荣辱和变迁后，所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故意提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我说现在媒体推崇的是“会赚钱，会花钱”，富豪和名人成为最热门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攀比谁家的父亲更有钱，难道你还坚持“勤俭节约”能被全社会视为荣耀的观点吗？

徐老坦言此事超出了他的预期，随即淡然一笑，言道：“那又如何？孔子高徒颜回，即便是一碗饭、一瓢水，身处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困苦，他依旧能保持乐观。我们为何不能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呢？无论他人如何评价，我们应当专注于自己的快乐，自寻其乐！”

他言辞间，我又依稀看到了往昔那位身姿轻盈、气定神闲的老徐。尽管岁月已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却添上了一抹洞悉人生的睿智与从容。

然而，老徐也有时候显得不够圆通、不够老练，那便是他反复向我致歉的时刻，其中两次甚至发生在公众视野之下。在他看来，我那长达十七年的监禁与半监禁生涯，源于我到他那里寻求庇护，他不仅收留了我，还推荐我加入写作组并辅导王洪学习马列主义。耳濡目染，我忍不住不耐烦地回应：“你能不能别烦人啊？”甚至索性捂起耳朵，不愿再听。

徐景贤

在我心底，对老徐的感激之情从未减退，尤其是当下。首先，他当初的收留和推荐都是出自一片好心，毕竟谁又能预知未来呢？其次，即便我后来遭遇波折和挑战，这些经历实际上丰富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洞察，并非单纯的厄运。人生的多姿多彩，也许我后半程的经历正是那些难得的际遇！我的所谓“纠结”并非源于这些。实际上，数十年来我始终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发表作品的自由，这才是我最为痛苦的地方。写作是我一生的热爱，若无法写作，我的余生又将有何意义呢？

1997年秋，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前来与我商谈，意图将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我立刻想到了老徐。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便是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撰写电视剧本对他而言应是游刃有余。经过一番商议，他欣然应允。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随即与制片人签订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小说中所述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特有的群体，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因而遭受了无数侮辱。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代。就题材而言，它涵盖了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似乎并无禁忌。然而，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我和老徐都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第二年春末夏初，连续剧在浙江横店顺利开机，投资总额达到了四百万，拍摄进度已接近尾声，然而，一份突如其来的禁拍令犹如晴天霹雳。这份禁令的缘由在于，我与两位制片人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规定，片头需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莫莠，那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个笔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字早已鲜为人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关部门竟然能够查证出，“莫莠”正是“萧木”的别名。

“抱歉，是我不小心让你们陷入了困境！”

据说这部名为《苦藤》这部电视连续剧最终还是被拍摄成了作品，然而，由于我签署了一份新的“自愿”放弃署名权的协议，它与我这位原作者之间已不再有任何关联。我实在想不出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例如此的情形！

将这一信息转告给老徐，起初他同样感到意外，紧接着便自嘲一番。他提到，在他们眼中，我和你都沦为了“堕民”，甚至算不上是次等公民。即便如此，堕民又何妨？堕民终究还是“民”啊。即便身份如此，依然能过得逍遥自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徐的“自在”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不仅经济上陷入困境，偏头痛、冠心病以及老胃病等疾病也无情地折磨着他。他的背脊愈发佝偻，行走时仅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甚至需要他人的搀扶。在前年的秋冬季节，内耳中生出的胆脂瘤破坏了平衡感，使他站立时头晕目眩，不得不先后接受两次手术。由于我已搬迁至浦东，与他的住处相隔甚远，我只能在他每一次手术前，通过电话向他传达几句慰藉之词。电话那头，总是传来他洪亮而乐观的回答：“放心吧！我正在学习做一个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他幽默地补充道：“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左一：萧木，左四：徐景贤。

最为难忘的，无疑是那最后一次的相聚时光，发生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共同漫步于江湾湿地公园的那一天。

难道小偷也是位老人？老徐喘息着说，那拐杖的金属杆能卖些钱，换几个烧饼。一番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眺望那波涛起伏不止的远方，缓缓吟咏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非巫山非云。”

徐老突然转向，轻声说道：“大约是1972年的春末夏初，我们一起赴京参会，途经南京时，许世友将军盛情邀请我们留宿一晚，并一同游览长江。在船上，我向他们提及了你50年代创作的一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事儿吗？”

印象模糊。

徐老言道：“萧木啊，我劝你放宽心。你那部小说的标题选得甚妙：‘长江的主人’！昔日你立志成为长江之主，如今年岁渐长，或许已无法实现那壮志，那么，何不试着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呢？”

在这静谧的夜晚，我于灯火之下，精心书写了一篇短小的词篇，打算赠予老徐，以此铭记这次愉快的游览。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交汇，天意相融，波涛争相崛起。遥望远方，李仙之境白帝峰巍峨耸立，苏哲之域赤壁雄奇。金粉褪尽的六朝风华随波逝去，而辞赋风流却流传百代。正是清秋时节，桂花飘散着幽幽香气，云朵与鹬鸟共戏。

往昔岁月，恍若隔世；眼前美酒，已满至杯沿。遂任鬓发随风飘扬，划动小舟，迎着西斜的夕阳。举起酒杯，临江高歌，评点古今，激扬中流之舟。不必多言。夜幕降临，乌鸦绕着乌台盘旋，佳人泪洒，哀怨凄切。

谁曾料想，词章初成之际，人却已离我远去，那场公园之游竟化作永恒的诀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点钟左右，电话铃声骤响，传来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已逝！”今日下午4时30分，他或许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不幸猝发。从症状显现到生命终止，整个过程不超过短短半小时。

四日前，我们的湿地公园之旅历历在目，转眼间已过去了96个小时。这时间跨度，竟让我难以置信！啊，这怎能让人相信，又怎能甘心接受呢？

近日，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我漫不经心地翻阅《列子》，其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提到，古时候的人们将逝者尊称为“归人”——

若言死者归往彼岸，生者则为旅人矣。若行走却不知归途，便是迷失家园之人。一人迷失家园，尚有人指责；若举世皆失家园，则无人识其错。有人背井离乡、远离亲人、舍弃家业、四处游历而不返，这又是何种人呢？世人必称之为狂放不羁之徒！

确实，生命的终结是自然的规律，正如每个人最终都应回到自己的归宿。作为“旅者”，我们怎能长久地流浪在外，无视家的温暖？这不是成了无羁无绊的“浪子”了吗？老徐从“旅者”变为“归人”不过短短的三十分钟，对他本人和对家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幸福——我如此边读边思考，借此来宽慰自己的心。

古语有云：“树倒方能测其高低。”而今，老徐亦倒，他却非但乐意接受他人的审视，更展现出过人的勇气，自愿让医学者们以无情的手术刀，依循严谨的科学规范，对其身体进行解剖、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验。在生理层面，自是能发现一些被病毒侵袭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显微镜的放大倍数高达千万倍，即便能察觉到盲从、失误，却绝无可能找到专横、贪婪、欺诈等所谓的“心理因子”。相较当下的官场，我为拥有如此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将他的有形“生理遗体”献给了国家，依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非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而是以严谨科学的历史视角，客观真实地对其“社会遗体”进行深入剖析、细致切片，进而分析和研究，那么我相信，定能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这部历史不仅是整体历史进程的有机部分，更成为了人们洞察整体历史的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