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之谜：揭秘“联合舰队”始末

具备卓越才华与远大抱负之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历史走向产生关键性影响，或加速或减缓社会潮流的涌现与演进。

然而，当这样的智慧与邪恶力量以及对于人类良知的深仇大恨交织在一起，其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难以用言语形容……

一、“文”的方式夺权

1970年8月23日，庐山之上，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周恩来同志庄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

（一）议题涉及宪法修订；（二）探讨国民经济规划事宜；（三）关注国防备战问题。然而，林彪却断言，“和平过渡至接班”的条件已然成熟。

凭借“副统帅”与“接班人”的双重身份，他率先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然而，他的讲话内容并未事先与毛泽东商议，讲稿亦未呈递毛泽东审阅。他无视会议既定的议程，更不顾四个月前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获多数人支持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以赞颂毛泽东为名，大谈天才论，进而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当夜，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题为国民经济计划。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心只想着效忠林彪，竟忘记遵循毛泽东所确定的议程进行会议，于是在此次会议上，他提议全体学习林彪的讲话，从而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

8月24日，林彪亲自部署，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自的小组中宣讲了由陈伯达精心选编、并经林彪亲自审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天才”的理论资料。在林彪眼中，凭借他们一众人的“赞誉天才”、“颂扬毛泽东”的竭力倡导，宪法条文之中自当能够增入“设立国家主席”的规定。

陈伯达在华北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群在中南组会议中放言，对于“天才”这一观点，她坚定表示：“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更改！”随后，会议现场分发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亦即全会的第六号简报），其中刊登了陈伯达对林彪的赞誉之词，并坚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立场。

王洪文及其领导的上海小组对林彪的讲话大加颂扬，宣称“林副主席的讲话意义重大，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否认天才即是否认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更是指使手下一名追随者撰写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模仿林彪的风格，大谈天才理论，并表达了对林彪的“坚决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碎骨，义无反顾”的决心，意图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会议上发表讲话。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人围绕“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议题的表演，让毛泽东洞察到林彪正暗中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挫败林彪的夺权企图，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入手。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即暂停对林彪于23日会议上的发言进行讨论，并撤回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同时要求陈伯达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与林彪进行了个别谈话，而周恩来则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了交流，指示他们需向中央提交检查。由于他们所在小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如期发布，他们在小组会议中的发言记录亦被收回。黄永胜，虽刚抵达庐山不久，未及参与林彪指挥的“大会唱”，察觉形势有变，便迅速销毁了按照林彪指示准备的发言稿。

王洪文则随风转向，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却被毛泽东戳穿了。

“切勿被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知音，实则对马克思一知半解的人所迷惑。”

此番林彪一伙的举动，被形容为，“颇有撼动庐山，令地球停滞之态”。

在第九届二中全会上，依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议对陈伯达展开审查与批判。林彪及其同伙心知肚明，尽管此次会议并未对林彪进行公开的批判，尽管毛泽东曾表态“林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他们已然失去了他的青睐。

全会依照既定议程持续推进。9月6日，第九届二中全会圆满落幕。会议宣布，将对陈伯达同志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9月7日，林彪与叶群启程离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陪同下山，为其送行。在九江机场的航班上，叶群担任策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将林彪围坐中央，共同合影留念。与此同时，他们商定了一项策略，旨在稳固吴法宪的地位，确保林彪与黄永胜的安全。他们口径一致，意图通过虚假的检讨来掩饰他们早已密谋的“和平过渡”夺权之举。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夺权野心已无法遏制；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

林彪的行动起伏不定，明暗交织，但始终聚焦于那多少年来日夜所梦寐以求的最高权力。

在争取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林彪早已筹谋良久，且一直在秘密筹备。他不仅借助史学界的智慧，广泛搜集古今中外的政变案例，深入钻研，还通过排除异己，重用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看似正当的手段，将亲信和好友安插于关键职位，循序渐进，直至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他本人推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列。《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他赫然成为“接班人”。这不仅是对未来以和平手段实现夺权的一次精心布局，亦是强化以武力夺权的人事基础的策略。林彪文武并重，从未有所松懈。只是在庐山会议以和平方式尝试夺权受挫后，他加速了以武力夺权的准备工作。

二、天才的诞生

林彪及其同伙所发起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图谋加害于毛主席的幕后推手，乃是一支由林彪亲自操控的反革命游击队——“联合舰队”。而该“舰队”的首领，正是林彪与叶群的子嗣——林立果。

林彪之子林立果

1966年，林立果年满21岁，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实际上，他凭借总分略超200分的成绩，得以踏入这所全国顶尖高等学府的大门。

在那秋风萧瑟的时节，一场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动乱席卷全国，林立果亦随之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踏上了南方的“串联”之旅。然而，林立果毕竟是林立果，他并非一名普通的红卫兵，他的“串联”自然也与众不同：不仅有叶群亲自指派的专人随行，与之交流的对象，更是如江腾蛟这般出类拔萃的“非同凡响”人物。

随着秋意渐浓，寒冬的脚步在1967年悄然降临。这个冬季，寒风凛冽，格外刺骨。一月的狂风肆虐于神州大地，咆哮着释放它的威严；二月的坚冰横亘，阻挡了春日的暖意。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遭遇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困境。林彪、江青等一众野心家和阴谋家，却正沿着他们所谓“崛起”的道路，越走越远，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最终目标。

正是在如此气候之下，林彪将自己的幼子推上了政治舞台。当年三月，林立果并未履行常规的入伍程序，便身着军装踏入空军。尽管他当时并非党员，却依然被巧妙地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一职。

林立果与叶群

1967年7月1日，刚刚“入伍”不足四个月的林立果，遵照叶群的安排，在吴法宪、周宇驰的引荐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关于他入党问题的支部讨论会上，吴法宪发表评论：“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育出的杰出青年”。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提携他的“龙子”。

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还是在林立果到空军之初，吴法宪就特地派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林彪死党，“联合舰队”主要成员）负责“帮助”。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1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道：

周宇驰、刘沛丰：

近两年来，在各位的悉心指导下，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能力上取得了显著提升。未来，恳请允许老虎更多地独立行动，以此培养其独立工作的能力。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你们过去对他的关照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彪 2月16日

林：今日邀您前来，主要是想了解老虎在空军的表现及民众对他的评价。

吴：极好、极好，他在空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深受同仁们的爱戴。他频繁传达您的旨意，将您的指示精神贯彻到空军工作中。在空军中，我们时常能感受到您的智慧指引，这对空军的建设意义非凡。

林：空军作为新兴军种，全球范围内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我时常沉浸于对空军议题的思考，尤其是关于空军作战与训练方面的内容。

吴：这是空军的光荣与幸福。

林：因此，我借助老虎之力，为其提供情报、反馈问题，此举亦有助于你们空军提升建设水平。

吴：没错，没错。有了林立果在空军，那就等同于林副主席亲自坐镇，如此一来，我们便有了坚实的依靠。

林：在我看来，为了更深入地把握空军的作战态势与战术策略，建议林立果同志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之职。如此一来，他便能向各位提供诸多宝贵的意见。

吴：极好，实在妙极。我坚决支持林立果同志担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一职，同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立果、林立衡

林：确实如此。我的儿女均在空军任职，您尽可安心，他们自是为了辅佐您这位司令员，绝无离间之心。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昵称）在空军报社任职期间，也未曾撰写过针对您的批判文章。

吴：衷心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无私关怀与栽培，您对空军的信任令人敬佩，更难能可贵的是，您将子女也安排至空军工作，体现了对部队的深厚情感。林豆豆同志，我们也计划将其晋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她的成长，如此做法亦无不可。毕竟，在实践中学习，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吴法宪对林彪的绝对服从早已成为常态，一切行动无不遵循林彪的意志。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签署了一项空军命令，正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一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女儿也在空军工作，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原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自然也不逊色！她在空军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军政治部已经提出，欲任命林立衡为空军报副总编辑。”就这样，林彪的子女相继得到了晋升。

在那段“升迁如潮，罢免亦如潮”的岁月里，人们对突然而来、令人费解的官员任免已变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然而即便如此，在人民解放军中，像林立果这样的“杰出人才”实属罕见。

为落实林立果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的能力非凡，尽管他在空军任职时间不长，但他却完成了许多我们未曾预想到的任务，这对空军来说意义重大。”“林副主席特意派遣林立果到空军，这是对我们莫大的关心。如今林立果担任作战部副部长，更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林立果即是林副主席的代言人。他有权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作为司令的我，你应该清楚，没有林立果的支持，我们无法胜任工作！”

1970年7月6日，王飞与周宇驰于空军党委的办公会议上，宣布了“林立果有权指挥空军全面事务，并调动空军全部资源”的“指示”。当晚，吴法宪的妻子赞誉有加：“我们应当学习立果同志的精神。”

“所有重大事宜，诸如工作规划、决策、报告、干部配置，以及关键问题的处理等，均需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汇报，争取他们的指导，确保大事不疏漏、不拖延，小事不干扰。”“时刻以他们为念”，“事事向他们请示”，“处处为他们保驾护航”，“虚心向他们学习，”“诚实地接受他们的调配”，“心悦诚服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吩咐的事，就全力以赴去做”，……

空军出动如此浩大的阵容，竟是为了让一位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执掌空军大权。

然而，林彪深知，在那个时代，职位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那顶在头顶闪耀的“光环”。他迫不及待地亲自登场，为儿子捧场。

林彪、林立果（右二）

1970年7月23日，林彪，这位素来畏惧光亮、风声、声响，甚至汗水的人，却一反常态，与叶群同行，携林立果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同前往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进行“视察”。在精心布置的夹道欢迎仪式中，黄永胜紧邻林彪右侧，林立果则站在左侧，其余人员依次排列，手持语录本，在“忠于林副主席”的口号声中，他们顶着酷暑烈日，行走了两里路程，此举旨在提升林立果在军队中的地位。当晚，林立果还安排空军部分人员观看“视察”录像，进一步扩大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为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二代接班人”……随后，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这么一来，“光辉榜样”的儿子，当然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了。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之类的帽子，也就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一个“超天才”便这样诞生了。

然而，那位指挥我国人民解放军的人，表面上为儿子添翼，赋予他在空军中“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这并非其最终目标，实则不过是为谋取篡党篡国的阴谋铺设的一步棋子。

三、组建“联合舰队”

在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职前，经吴法宪批准，司令部办公室便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包括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表面上，“调研小组”的职责是为空军党委提供策略建议；实则，它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络等阴谋活动的重要工具。林立果被非法赋予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后，该“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跟随林立果外出“调查”的人员也日渐增多。于是，林立果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行为无人敢干涉，无人能过问。他们从事着诸多见不得光的勾当，最终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在关键时候，林彪又亲自出面了。

1970年5月2日夜晚，空军司令部的一众成员及其家属子女，受邀至林彪府邸共度时光。叶群夫人亲自款待，安排观看内部影片、品尝糖果，并赠送了“纪念品”。林彪本人亲自出面，不仅进行了亲切交谈，还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样的待遇，寻常百姓又怎能享有如此殊荣！

实际上，那些有幸受到接见的，并非等闲之辈的“平民”：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人，均系林立果身边的忠实亲信。

尤为重要的是，此次接见蕴含着一种非同寻常、更为深远的内涵。

在观影之际，叶群言道：“林立果远赴他乡，履职公干已久，难得与诸位同聚一堂，心中满是眷恋。今日能与各位欢聚，实感欣喜。”

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已超过三年，目前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及作战部副部长双重职务。然而，此次他以独特的方式与众人会面，引人注目的是，接待他的正是林立果的亲信，此举无疑凸显了林立果的地位。

狡猾阴险的林彪，心怀叵测地向周宇驰发问：“究竟是立果在引领你，还是你在引导立果？”

周宇驰与林立果均担任空军办公室副主任，难道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吗？然而，周宇驰曾担任林立果“导师”的身份，他对此问话的含义心领神会。他迅速回应道：“自然是由立果领导我们！”

周宇驰与王飞等一众人物，对林彪、叶群所导演的这一幕的深层含义，已心照不宣。翌日，即5月3日晚，他们聚集了一批曾获林彪接见的同仁，共同召开会议，向林彪表达忠诚，并遵照林彪的授意，一致推举林立果为他们的首领。会上，周宇驰发表了一席“重要”的演说。

于空司的办公场所内，侦查人员发现了那篇由他亲笔修订的发言记录。

我们须臾不忘坚定信念，衷心拥护林副主席，对其忠诚即是对于毛主席的忠诚。

需知，林副主席亦堪称天才，乃史上少有的伟岸人物。其地位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与领袖比肩。

我们将与立果同志并肩战斗终身。立果同志堪称天才，全才之才，无人能出其右。他全方位地指导我们，在政治与工作领域直接引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深思熟虑已久，认为现在是时候提出它了。

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支团队，都不可或缺一个领航者。在我们这支战斗队伍中，立果同志理应成为领袖，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应具备这种认识，这种觉悟。事实上，也只有他，堪当此重任，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头脑和核心。这既是客观的必然，也是斗争的所需。这并非所谓的“多中心论”，而是旨在更有效地发挥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领袖、林副主席为副手的领导核心。

因此，林彪借助此次接见，在组织层面进一步确立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战斗集体”在空军机关中的地位，该集体拥有其自身的领导核心——林立果；在政治领域，亦进一步揭示了该反革命组织与林彪之间不可分割的特殊联系。

入秋之际，林立果观影《山本五十六》与《啊，海军》，随即以之命名，将反革命团伙称为“联合舰队”。

林立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舰队司令官”的代名词。他依据“司令官”在英语中的发音，为自己选取了化名为“康曼德”。

林立果之所以将此反革命组织命名为“联合舰队”，其背后原因不得而知。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了解到，昔日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曾以“虎”字作为偷袭成功的暗号。

今日，绰号“老虎”的“联合舰队”首领林立果，正率领这股反动势力，沿着一条自掘坟墓的道路疾行。

四、《571工程纪要》发布前後

三月江南，桃花烂漫，春意盎然，群莺在晴空中翩翩起舞。然而，我们的祖国正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带来的深重灾难。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偕同于新野、许秀绪（曾任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抵达杭州，次日便急令身处北京的周宇驰火速来沪。

“现阶段，首长（即林彪）的势力与影响力占据上风，然而，这一态势正在发生着转变。”

他们对林彪可能接班的情形进行了深入探讨，归结出三种可能性。其中之一便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曾预测，这一过程或许在五至六年内就能完成，甚至可能更早实现。

“当然，若非得如此，也有办法，比如：将毛主席软禁进行谈判，亦或是加害于他，再嫁祸于人。”他狡黠地说：“届时首长掌权，自然由他发声。”最终，他们达成共识：力求“和平过渡”，同时做好“武装起义”的充分准备。

他们深入探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关键，并精心策划了组建名为“教导队”的反革命武装组织。最终，林立果巧妙地以“武装起义”的谐音为基础，将这个充满罪恶的计划命名为《“571工程”纪要》。

3月22日至24日，他们将策划内容精心转化为书面文字。

（一）可能性分析；（二）必要性论述；（三）基本条件梳理；（四）时机选择；（五）力量准备；（六）0号目标和纲领；（七）实施关键点；（八）政策和策略安排；（九）保密与纪律要求。《纪要》中，对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将其描述为“挂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王朝”。同时，他们将推翻这一政权、打倒被称为“B-52”（这是他们给毛泽东主席的污蔑性别称）的目标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他们提出要在军事上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密谋通过“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企图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从而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中竟然巧妙地提出了一种颇具险恶意味的策略——“借B－52之名，实则打击B－52之力”。

依据此颠覆性的阴谋，林彪及其同伙迅速展开了行动。

“指挥班子江、王、陈”。为此，他们召开了一场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则指上述三地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的江腾蛟）。

在会议进程中，与会者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就“组织武装力量”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研讨。最终，林立果作出指示：由周建平担任南京地区负责人，王维国领导上海，陈励耘掌管杭州，而江腾蛟则负责统筹全局。

会议持续至4月1日凌晨4时之余，众人又聚集于餐桌之畔。此刻，餐厅内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碰杯与祝酒之声：

“在林副部长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江腾蛟趁着酒意，激情洋溢地高呼：“咱们都是属羊的，头顶着那象征着力量的角！”林立果轻轻掀开衣襟，露出腰间那只伴随他左右的枪支，坚定地说道：“我总是携带着它！”桌上杯盘狼藉，酒宴的气氛中弥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杀气。

4月15日，中央举办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正式拉开帷幕。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感恐慌。当日下午，与林彪一同藏匿于北戴河的叶群紧急拨通吴法宪的电话，要求黄永胜与吴法宪每日汇报一次最新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抵京。

4月20日午时，叶群拨通了吴法宪的电话，告知其因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露了他在庐山的行踪，林彪在外地已感不安，为巩固局势，决定返回“坐镇”，并在关键时刻发表意见。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正加紧步伐，紧张筹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各项事宜。

5月23日，遵照林彪、叶群的指示，周宇驰着手进行了秘密的直升机驾驶训练。

7月中旬末，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潜至广东深圳及沙头角，展开了一场反革命行动，并在空中对地形进行了侦察。林立果曾言：“若形势突变，不妨让首长赴香港，以遥控指挥。”

8月8日清晨，程洪珍与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的前副处长，同时担任汽车队长，亦是“联合舰队”的一员——乘坐安－12型飞机，将两辆具备水陆行驶能力的汽车运送至北戴河，以供林立果学习驾驶之用。

与此同时，他们四处散播反革命言论，力图制造舆论氛围，以促反革命武装活动的展开。

6月7日，林立果在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及以上级别干部发表讲话时表示：“那些看似庞大的存在并不可怕，它们起初或许气势汹汹，意图将我们吞噬，甚至公开点名试图恐吓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向他人表示：目前，路线斗争呈现出尖锐且复杂的态势，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进入9月，中央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在10月，四届人大也将召开，届时可能发生权力的重新分配。我们必须积极参与斗争，并努力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五、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于空军机关秘密设立了所谓的“联合舰队”，更在上海、广州等地构筑了他们反革命势力的组织网络。

“本小组的使命，在于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委派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者——林副部长的指示，务必深刻理解，严格遵循，毫不含糊！”小组的一切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未经请示和未经指示，严禁向任何人员泄露或了解相关信息。

1971年三月，时任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的米家农，受林立果的示意，于广州组建了所谓的“战斗小分队”。该小分队成员被要求向林彪及林立果宣誓忠诚，并共同商定了联络时的暗号与密语。

王维国

1971年四月，林立果指派王维国于上海设立了一支旨在服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教导队”，该队开展了捕俘技巧、格斗术、轻型武器的操作以及车辆驾驶等特种训练。

在此期间，林立果与周宇驰唆使空军司令部前副参谋长胡萍，以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前参谋长顾同舟等人，分别在京城、申城、羊城等地设立了多座秘密据点。他们通过这些据点展开联络，私自囤积枪械、弹药、无线电设备、窃听器，并藏匿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而言，培育对林彪家族的深厚情感乃是其重点所在。他们引导成员们反复研读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并将林立果的“指示”改编成语录歌曲。他们拥有一首反复吟唱的“队歌”，歌词不外乎是“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频繁组织成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以下是他们曾使用的誓词：

在1971年5月21日的庄严誓言中，我们于斗争的硝烟中结识了副部长，于斗争的烽火中精选了副部长，于斗争的风雨中捍卫了副部长，于斗争的征途中紧随副部长，永远紧随其后，直至革命胜利，永不改变！

1971年5月22日誓言

始终对毛主席忠诚不渝，对林副主席的信仰坚定不移，紧随副部长的步伐，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永不改变。愿我亲爱的党，将守护副部长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赋予我们，我们立誓以鲜血和生命，宣扬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随副部长，将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与其他反动组织雷同，亦设有严苛的“纪律”。诸如：严禁透露小分队内部信息；严禁与原单位成员有任何接触；在队期间，严禁回家探亲，亦不允许家属探访，禁止恋爱与结婚；严禁单独行动；严禁随意接听电话，电话通话需由专人负责；严禁讨论“首长”的行踪、生活习惯等事宜。

“战斗小队”不仅制定了详尽的联络密语与暗号，诸如：

战友，即林彪阵营中的同仁；扮阿庆嫂，意指需灵活应变，随机而动。

闷热：外人面前难言。

向支部书记联系时，须先联络其子，以“饭食可否”为询问。若得到“已用”，意指在家中，可前往拜访；若回应“暂未”，则意味着此刻不便；若是“未用”，则表示不便出行。致信于支部书记，切勿直接投递至其居所，而应首先投寄给指定的分队员，并在信封上标注明显记号。

六、“舰队”前线部署

1970年8月，林彪集团在庐山企图篡夺权力的阴谋最终败露。其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其真实面目。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则遭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评。

1970年秋末，毛主席分别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进行了审阅并作出批示。进入11月，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随后，全党全军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正式拉开帷幕。翌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发表讲话，全面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诸多变故令林彪反革命集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们一方面匆忙销毁证据，暗中结成攻守同盟，进行虚假的检讨，试图掩饰事实，混蒙过关。另一方面，他们已开始密谋策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彪指派由林立果领衔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跃升至一线，从而加剧了他们反革命阴谋的猖獗程度。

1971年2月8日的午后，"联合舰队"组织了一场旨在部署情报搜集工作的“舰队会议”。在会上，周宇驰强调了情报工作的关键性，明确指出：相较于上下级关系，上级的信息更为重要；在死信息和活信息之间，活信息显得尤为关键；面对待定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我们应当积极挖掘新的信息。他进一步要求，每位成员在每个阶段都应持续关注并掌握一到两个关键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及林立果三位一同抵达苏州。至21日，林彪派遣林立果前往杭州，展开反革命串联活动。期间，林立果与于新野曾多次与7350部队的前政治委员陈励耘进行私密会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经过一番紧张而周密的筹备，林立果亲自领衔，联合“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周宇驰等，详细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策略。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针对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特意进行了特别指示：诸君暂且不宜进行传达。

遭拒于毛泽东接见门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对于无法探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而焦虑不安，遂积极寻求对策。8月26日，他们召集“联合舰队”召开会议，对形势作出分析，预计可能会从明面冲突演变为暗中角力，并预见了“相持”、“相对和平友好”以及酝酿新“战争”等多种可能性。尽管如此，他们深知“战争”的突发性极高，政治和军事斗争同样如此，因此，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他们必须强化“战备”意识。与此同时，他们竭尽所能，试图掌握毛泽东的最新动态和言行。

毛泽东于武汉逗留了十日。在8月27日至9月2日期间，毛泽东在长沙与南昌两地分别会见了来自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领导，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吴法宪不断向远在北戴河的叶群报告，包括派遣飞机接送人员前往长沙和南昌的详细情况，并告知林彪。在长沙，毛泽东在众多人面前，毫不留情地询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与黄永胜关系如此紧密，往来频繁，如今黄永胜失势，你们难道没有受到影响吗？！”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莅临南昌后抵达杭州，当地的相关人员纷纷前来会见。在陈励耘亲自前来探望之际，毛泽东得知他执掌着杭州的警备重任，对他显露出非同寻常的厌恶之情，便直截了当地向他提问：

“请问您与吴法宪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据悉，在庐山时，吴法宪曾挑选了几位人士，其中包括您陈励耘、上海的王维国，以及一位海军人员。那么，你们当时具体做了些什么呢？”这样的提问让陈励耘显得非常尴尬。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夜晚，周宇驰于北京接到来自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的电话。顾同舟透露，广州部队领导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会晤时的讲话精神。周宇驰随即指示：“请你们听完之后，也向我们这边转达。”至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的协助，再次联系上顾同舟，详细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做了十五页的详细记录。翌日9月6日，周宇驰亲自操控直升飞机前往北戴河，将这份电话记录稿亲手交付给叶群和林立果。当晚，周宇驰致电顾同舟表达谢意，并称赞道：“你在关键时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证明了你的路线觉悟之高。”随后，周宇驰要求顾同舟重新整理一份文字稿，并指派专人送往北京。顾同舟迅速行动，整理出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为了确保文稿安全送达，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假借治病之名，乘坐飞机将记录稿秘密送往北京。

9月6日凌晨，大约6点钟，武汉部队的政委刘丰抵达了李作鹏下榻的宾馆，他特地从北京赶来，陪同外宾来武汉。在这里，刘丰向李作鹏透露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焦虑不安。他敏锐地察觉到，毛泽东的谈话表明庐山会议的问题尚未了结，此次的批判尺度甚至超过了庐山会议，其矛头直指林彪。一股不祥的预感驱使他当天便急速返回北京，将这一密报分别告知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通过保密电话机，将此事紧急上报给了叶群。

林彪与叶群在获得广州、武汉两地的情报后，不禁意识到毛泽东此番南巡非同寻常。庐山会议已明确决议，陈伯达的议题应当到此画上句号。但他们对庐山会议结束后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置深感不公，以至于难以言表。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虽表面上针对的是陈伯达，实则矛头直指林彪的得力干将。毛泽东此行南巡，将庐山会议上的争斗重新拉升至路线的高度，不仅明确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更将矛头指向林彪。毛泽东所提及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显然是指叶群，……

林彪深思熟虑，终究觉得有必要与毛泽东摊牌。于是，他下定决心，趁毛泽东南巡之际，对他下手。

七、实施谋杀计划

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那就让王维国来负责。”周宇驰回应道，“不行，王维国性格过于粗犷。”

“若我们此刻不把握机会，未来恐难再遇如此良机。错过这村，便无此店可寻。”

在江腾蛟与周宇驰的私密会面之后，9月7日的夜晚以及次日的下午，他分别与民航总局的政治委员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鲁珉取得了联系。

依照周宇驰的部署，新野于9月8日抵达上海，与王维国展开秘密联络。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的陪同下，他特地参观了毛泽东专列抵达上海后预定的停放点，并详尽了解了七三四一部队是否配备火焰喷射器等先进武器。当夜八时左右，他马不停蹄前往杭州，拜访了陈励耘，以探询毛泽东抵达杭州后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行动计划。

九月八日，林彪以红铅笔慎重勾勒，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密令。

照立果、宇驰同志命令执行。

林彪 9月8日

夜幕低垂，九点钟时分，林立果携带着林彪亲授的手令以及一封由叶群亲笔签署、专函黄永胜的密信，与刘沛丰、陈伦等一同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直飞返京。四十分钟后，林立果所乘的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空旷无人，仅有周宇驰与胡萍二人前来迎接。林立果步出机舱，即刻向胡萍透露，目前高层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林彪为保障自身安全，决定撤离北戴河。言罢，他随即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供胡萍审视。胡萍的目光落在那张白纸上，熟悉的林彪笔迹跃然纸上。

林立果迅速收藏了林彪的指令，随即下达指令，要求胡萍为林彪预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另一架伊尔－18。他强调，挑选机组人员时需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对林彪感情深厚的人员，并将名单上报。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为反革命部署。

夜幕低垂，十点过后，李伟信驾车抵达江腾蛟的住所，声称林立果即将与他见面。江腾蛟随即登上李伟信的座驾，一同前往位于西郊机场的隐蔽地点——那是一座俗称“工字房”的平房，林立果便在此处静候。

夜幕低垂，11时30分整，林立果与周宇驰抵达“工字房”，与早已在此等候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一众人士会面，随即开口道：

“老政委，情况危急！”

林立果出示林彪手令，对江腾蛟言。

“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阅毕，林立果问：

“怎么样？”

江腾蛟干脆表态：

“干吧！”

林立果摆出一副“司令官”的架势，下达指令道：

当前形势严峻，我们已决定在上海采取行动。此任务重任在肩，交由你担任一线指挥。所需人员与物资，尽你所需，全力支持。你对此有何信心？

江腾蛟

江腾蛟：“看办法。”

“我定全力以赴！”

“此番，功绩将得到相应的奖赏。首长曾言，凡能成功完成此任务的，都将被尊为开国元勋。”

周宇驰向江腾蛟承诺：“一旦你成功完成既定任务，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将任你挑选。”

“若全部实施，我们或许能有六至七成的胜算。”周宇驰仿若投掷赌注般信心满满地说道：“有了七成胜算便可行动，战斗的本质便是七成稳妥，三分冒险。”

“若能成功，汽油流至火车旁，火车与人俱将毁于一旦。”二则指派陈励耘在杭州行事。随后，他们决定待新野从杭州返回后再共同商讨此事。

同样是在那个夜晚，叶群频繁与黄永胜、吴法宪通话。她要求吴法宪为林彪预备五架飞机，并坚决指派胡萍负责此项任务的执行。

“大家的看法如何？”众人纷纷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现在我宣布各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一切准备就绪。若失败，便转而采取游击战术！”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动乱“上车干掉”，如果江腾蛟所设想的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回应道：“桥梁虽多，却皆由陆军把守。”继而提议：

“若要破坏铁路，苏州近郊的硕放路段乃为上选。该地段毗邻我们机场，且铁路沿线并无其他军事单位驻扎。”

“一旦B－52抵达上海，在向北京汇报时，便称王维国因病入院治疗；若其离沪，则报告王维国已康复出院。”……

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与叶群在北京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通过保密电话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交流。其中，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通话便持续了整整九十分钟。在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完毕后，他立即对胡萍下达了指令：“叶主任来电告知，他们即将采取行动，并计划动用飞机。你需即刻安排好他们所需的飞机，尤其是三叉戟飞机，务须进行详尽的检查。此外，所有大型飞机也应做好随时投入使用的准备。”

在九日的深夜时分，林立果与周宇驰再次抵达空军学院的隐秘据点，与王飞展开了私密会面。会中，他们向王飞展示了林彪的手令，详细阐述了他们的行动方案。经讨论决定，王飞和周宇驰将共同肩负起北京地区行动的重任。会末，他们交予王飞一份叶群致黄永胜的机密文件，指示王飞亲自将此文件送达黄永胜手中。如此安排，王飞便成为了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秘密联络者。

9月10日，北戴河的林彪、叶群，以及远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林立果一伙，其行动节奏明显加快。上午，林立果特地派遣刘沛丰携带机密文件前往北戴河。午时，王飞将叶群致黄永胜的密信亲手交付。傍晚四时左右，刘沛丰再次从北戴河带回林彪亲笔写给黄永胜的信件。

永胜同志：

心中始终牵挂着你，愿你在每一个时刻都保持乐观的心态，珍惜身体健康。如有任何事宜，请随时与王飞同志联系协商。

敬礼

林彪

信中未注明具体日期。林立果与周宇驰将此信交付王飞，叮嘱其择机转呈黄永胜，并指定王飞作为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络中介。

在这天，叶群与黄永胜除了以书信传递信息外，亦通过电话交流了五次，其中一次通话时长竟长达一百三十五分钟。

自九月六日林彪获悉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内容，至十日间仅短短五日，林彪及其同伙便密谋策划了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

毛泽东对于林彪等人所知的具体情况，外界无从揣测。然而，南巡讲话的消息迟早会传入林彪耳中，这恐怕会激起他一伙人公开对抗的决心，毛泽东对此或许有所预料。他必定已深思熟虑，如何应对这场牌局的演变。于是，在九月八日的午夜时分，杭州的毛泽东刚刚用完夜宵，便下令将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即刻转移。到了九月十日下午三点左右，毛泽东再次突然宣布：“现在我们立刻调回列车，我们即刻启程！”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在杭州寻找负责其警卫工作的陈励耘，但此人却不知去向，加上他与林彪集团的特殊关系，毛泽东特意嘱咐不要让陈励耘等人送行。

闻讯而至车站的陈励耘，心中愧疚之情难以言表，便也未敢贸然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夜幕降临，专列抵达上海，停靠于虹桥机场旁的吴家花园。毛泽东并未下车。翌日清晨，毛泽东在列车上会见了从南京匆匆赶来的许世友，却拒绝了王维国的上车请求。午时，毛泽东邀请许世友及其他被约谈者一同下车用餐，又将王维国带至饭桌。午后，毛泽东的专列启程离开上海，疾驰向北京方向。

九月十日的夜晚，毛泽东的专列抵达上海，林立果旋即接到来自上海的急电：“王维国因病入住医院。”得知毛泽东已安全抵达上海，林立果认为动手的良机已然来临。林彪及其同伙推测毛泽东在上海的逗留时间不会太短，因此在京、津两地均加速了密谋的步伐。

林立果及其同伙虽在密谋加害毛泽东，但具体实施策略尚无定论。林彪、叶群在北戴河焦急万分，频繁与林立果保持联系。11日上午11时左右，周宇驰致电王飞时透露：“叶主任对林立果有所斥责，要求你速来商讨。”林立果亦向王飞通话：“主任已向我们施压，她还将与你联系，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她强调：‘形势紧迫，不容迟疑，必须立即行动。’”

王飞刚搁下电话，叶群的来电紧随而至。她语气中带着假装的关切：“我们对你和你们是极尽关照。你们的每一个需求，我们都在深思熟虑。林副主席对你们的信任，不言而喻。你们所承担的任务，务必抓紧落实。”随后，叶群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们全家的安危，都寄望于你们。听说你有所顾虑，意图‘退路’，何须担忧？即便牺牲，亦是英烈的归宿！”王飞赶紧澄清：“非是惧怕，只是在加入革命之时，未曾料想到能活到将近五十岁。任务之艰巨，确实令人担忧，唯恐处理不当，反而连累到你们。”

“这几日你们辛勤劳作，即便此刻停止，局势也已无法挽回，他人绝不会轻易放过你们。你们亦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同甘共苦，与命运共进退，切不可将我们视为易燃的‘省油灯’！”

王飞闻言，心中不禁有些慌乱，连忙解释道：“我所思虑的，只是那些重重困难，担忧因此连累到各位，绝非其他。”

叶群见王飞略显退缩，赶紧鼓励他：“遇到难题就设法解决吧！世上哪有轻易能克服的困难？你们得动脑筋想想！江腾蛟那里可是难得一遇的良机，他（毛泽东）已前往我们的根据地，可不能错失这绝佳的机会，要立刻作出决定！”

王飞心知肚明，自己已然踏上了不归之路，唯有随波逐流，方能共度时艰。他果断回应道：“我即刻便去与他们商讨，必将竭尽全力，全力以赴。”

叶群觉得王飞的任务已经完成得相当出色，于是带着关切之情询问：“你家中是否遇到什么难题？”“生活费用是否充足？”“你家孩子众多，照顾起来是否吃力，我可以来帮忙照顾他们……”

最终，叶群与王飞达成共识，约定在下午六点钟进行电话回拨。

王飞在与叶群通完电话后，即刻奔赴西郊机场的隐蔽据点。在那里，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早已先期抵达。

商定各自代号之后，林立果语气坚定地说道：“林副主席意志已决，将先从‘南线’入手，随后便直指北京，必须一鼓作气。当前的关键，便是如何着手实施。”

在精心策划其谋杀行动的具体步骤时，他们还设定了一系列暗号：“王维国病重”意指“行动已启动”；“王维国病愈”则意味着“目标已达成”；而“王维国病危”则昭示着“行动遭遇挫折”。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将贵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往上海，受江腾蛟调度。”关光烈略显犹豫地回应：“我并无异议。只是，将喷射连运至上海，还需解决运输工具的问题。”林立果坚定地表示：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若在上海的使命无法达成，那么就在硕放炸毁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任务便交由鲁珉来担当，而由空军某师负责执行。”

晚八点整，江腾蛟亲自驾车将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会合，继续密谋战略。林立果情绪激动地表示：“当前局势紧张至极，副统帅已下达指令，要求我们主动出击，首要任务是摧毁B－52。江政委（江腾蛟）你驾驶‘歼七’将在上海负责先锋作战，务必在上海将其击落。若未能成功，则需依靠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二次攻击。我们拥有充足的炸药，只需在铁路上放置，便能引发第二个皇姑屯事件。若再不奏效，就由陈励耘指挥伊尔－10轰炸机进行支援。”

周宇驰直言：“若有人在硕放桥进行安检和保卫，我们必须先将他们尽数除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愿担任政委，而老鲁则胜任司令一职。”周宇驰接着说：“任务完成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等职位，任由他挑选。”

然而，正当他们沉醉于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之际，夜幕下，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透露了一个秘密：毛主席在上海仅逗留一日，此刻已启程北上。

毛主席的行踪，出乎林彪一伙的预料；他在杭州逗留的时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9月10日的午后，毛主席启程离开杭州。心怀叵测的陈励耘急匆匆地赶到车站，却胆怯地不敢上前与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抵达上海仅停留不足一日，未曾踏上列车。在11日的上午，会晤部分负责人之际，林彪集团企图在毛主席接见时发动袭击的王维国，未能获准乘车同行。

11日晚，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密谋炸毁硕放铁路桥，而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早已驶离上海，悠然穿过硕放。

林立果及其同伙闻言，如遭五雷轰顶，瞬间陷入一片茫然。待林立果似乎有所领悟之际，鲁珉已然离去。他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地呼喊。

“我辜负了首长的重托，首长甚至把生命托付给了我，我该如何面对首长？”周宇驰愤怒地喊道，“现在懊悔无济于事，别无他法，只能寄望于国庆节时，首长因病缺席，我将驾驶直升机撞击天安门！”他接着说：“驾驶直升机需要两人同行，有谁愿意与我一同前往？”此刻，众人皆感不安。经过一番沉默，于新野主动表示愿意同行。刘沛丰和李伟信也纷纷表示愿意加入。林立果却装作痛心疾首地说：“这样做不妥，我无法同意。”

此刻，毛泽东的专列已跨越了硕放桥。沿途经过蚌埠、济南、天津等地，毛泽东均未下令停车。

1971年9月12日的午后，列车缓缓驶抵丰台站，毛泽东借此机会召集了北京部队与北京市的负责人至其身边，于车厢内展开了一场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在此次对话中，他谈及了林彪，亦论及了林彪的势力，然而并未将林彪置于绝对的对立面。据江青事后所言：“丰台之会，毛公对他（即林彪）庇护至极，仁义之至。”这一表述或许从一个角度揭示了那段未曾公开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大意义。

夕阳西下，毛泽东乘坐的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标志着他的南巡之旅圆满落幕。林彪那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终究以失败告终，其策划的武装政变阴谋也随之彻底破产。

阴谋未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其《“571工程”纪要》中，针对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可能带来的后果，按照他们内心的期许，曾如此构想：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结束割据。

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林彪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就希望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

2.8 密谋另立“中心”

1971年9月11日，林彪与叶群在北戴河得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讯息，原本的谋杀阴谋随之化为泡影。尽管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争斗之心并未稍减。依照《“571工程”纪要》的既定计划，他们决意南迁至广州，另立中央，意图制造分裂割据的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时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准备飞机有没有困难？”并命令式地说：“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已经安排妥当，你必须抓紧准备。”

九月十二日将至，林彪的南逃部署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行动。在清晨，林立果与身处北戴河的林彪通了一次电话，随之，南逃的具体事宜便在京城与北戴河两地并行推进。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5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值班的同志就无需告知了。”当夜，胡萍为其余所需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之由，申请了临时航线及起飞时间。

夜幕降临，林立果将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一众人士召集至空军学院的小楼之中。此刻的林立果似乎失去了依靠，迫切渴望立刻投身于父母的庇护之下。他一边整理行囊，一边对众人说道：“形势紧迫，我即刻启程转移，周宇驰将接替我，与大家进行沟通。”

（九月十三日）明日清晨八点，首长将从北戴河启程，乘坐直飞航班抵达广州沙堤机场。当晚六点，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位一同抵达西郊机场，并于次日上午七点，由周宇驰带领部分人员及其家属先行飞往广州。待黄、吴、李、邱等人均抵达后，众人将集体直飞广州。在此期间，江腾蛟承担起安保职责，确保各位的安全抵达。

会议结束后，李伟信遵照周宇驰的安排，迅速联系上海方面蒋国璋。他指示蒋国璋即刻向王维国汇报：在十三日搭乘前往上海的伊尔－18航班之后，务必安排飞机上约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机，为他们妥善安排住宿，并替换上“上海小组”以及“教导队”的人员，共同前往广州。

王飞与于新野遵照周宇驰的指令，抵达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端的一间办公室。在此，他们与刘世英、贺陆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同仁共同商议制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及南逃的具体行动方案。同时，他们以“首长打靶”的名义，从警卫营中取出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以及两支冲锋枪和两百发冲锋枪子弹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不辍地忙碌着，将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以及外币一一捆扎，这一切都是为了即将成立的“中央”机构做准备。

正当周宇驰率领众人马不停蹄地筹备南逃之际，林立果携刘沛丰、程洪珍以及众多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从北京启程，飞往北戴河。飞机在西郊机场腾空而起，升至云端，林立果语气坚定地吐出一句，“北京啊，我们暂且告别，恐怕得割据一段时日了。”——显然，他们仍沉浸于幻想之中，未从梦中醒来。

选自《十大元帅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晓亮，文军